哲学是具有时代感的，哲学家总是时代的产儿。真正的哲学总是关切着时代，呼应着时代。当下的哲学探索既面临智能技术带来的全新挑战，也肩负着在文明互鉴中阐释传统、在守正创新中构建未来的重大使命。在此背景下，2025年，中国哲学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耕经典，回应现实，在中西对话、古今贯通中持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造与话语构建。

　　研究动态概述

　　2025年，中国的哲学研究者主动回应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紧扣时代脉搏、强化主体意识、促进交流互鉴，展现出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导向，在守正创新中彰显出理论活力与历史自觉。

　　第一，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着力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一方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根本原则与科学方法论；另一方面，面对人工智能等新兴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学者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解释和引领时代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此外，在教材编撰与使用方面，不少高校深入推进马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使用工作，确保马工程重点教材覆盖哲学相关二级学科、专业、课程。

　　第二，以“两个结合”为根本方向，重视对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与中国哲学标识性概念的提炼与阐释。学术界研究直指中华文明的“开端性”与“本原性”问题，厘清中华文明特有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以此确立中国哲学的基本形态。2025年度对“汉语哲学”与“分析的中国哲学”等路径的讨论，则自觉运用现代逻辑与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哲学文本与思想，提升理论的清晰度与论证的严密性，以更具主体性的哲学方法论回应和参与人类共同的普遍性哲学问题。

　　第三，以跨学科、交叉学科为方法，推进哲学研究范式转型，公共关怀与实践指向空前凸显。在人工智能治理、脑机接口伦理、技术向善等研究方面，哲学界致力于搭建科技与公众、理念与现实之间的桥梁，积极探索可操作的伦理准则和治理框架，推动从理论前瞻到治理实践的跨越。2025年，多所高校依托跨学科平台的共同研发，成立了文科实验室，旨在进一步拓展大模型系统在科研、产业与教育等场景的深度应用，为推动人工智能与社会伦理协同发展贡献智慧。

　　第四，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职责使命，坚持以文化自信与开放包容的心态开展古典学与西方哲学研究。学者们努力打破西方古典学的固有框架，积极构建以中国经典文本为核心的古典学自主话语体系，并与西方古典文明进行比较互鉴，为中国学术提供了积极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对话的窗口。西方哲学的研究以借鉴性吸收与批判性反思为基本原则，明确中国化阐释的研究定位，强调以中国视角对现象学、德国古典哲学、分析哲学等哲学派别中的重要问题进行深耕与重构。

　　在理论传承基础上把握时代变革

　　2025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强烈的守正创新特点，既坚持对经典文本与核心范畴的深耕，又勇于面对数字文明、资本主义新形态等现实议题，展开兼具现实关切与理论创新的学术探索。

　　第一，马克思经典理论的当代阐释与方法论反思。学术界延续并深化了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考辨与重构，尤其关注其中蕴含的方法论线索。“具体的总体”“具体普遍性”“从后思索法”“类存在物”等哲学范畴被置于新的问题视域中重新审视，旨在挖掘其超越特定历史语境的认识论与存在论内涵。贺来提出，马克思从实践哲学解释原则出发，把“普遍性”理解为与“特殊性”有机统一的“生活世界的相通性”，开辟了具有启示性的理论范式。任平认为，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历史方位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我们需要以新的视角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进程。

　　第二，智能时代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对智能时代的理论回应，学者们致力于将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及其社会效应深度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核，将其转化为理论建构的变量。孙伟平主张，解决智能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需要将智能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孙正聿认为，人工智能是文明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人造物，为反思“人是类存在物”和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了崭新的时代性课题。

　　第三，智能时代的资本主义批判与文明反思。学者对智能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探讨展现出鲜明的总体性批判特征，将其统摄于“数字资本主义”这一分析框架之下，力图揭示技术表象背后的权力逻辑与文明危机。解丽霞提出，智能技术与数字资本联袂塑造了平台数据加工存储的“影像集合”，形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景观秩序。张亮认为，技术霸权主义的结构性演变呈现出五种“返祖”现象，表现出金融资本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现代意义上的功能性重组。

　　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

　　从源头处理解中华文明特有的思维方式、秩序观念与政教原理，可以为当代中国的哲学理论建构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杨立华表示，要在纯粹经验世界里对变化、时空、心灵与身体、自我与他人等作阐释性分析和论证，揭明经验里的客体性的哲学内涵以及经验世界的整体性和关联的普遍性。曹峰认为，“绝地天通”必须放在中国古代治乱历史观以及历法天道观中，才能得到合理解释。江怡反对把中国哲学作为一种比较哲学的传统观念，提出只有立足中国哲学的非比较性特征，才能深入探索中国哲学的自主形态。

　　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即自觉运用分析哲学方法，对中国哲学的文本、思想与方法进行研究。对此，王中江主张，中国分析方法哲学家们的分析主要是概念分析，他们既注重分析方法，又不排斥其他方法，创立了现代形态的形上学。韩林合认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应当自觉使用现代逻辑分析的方法，并适当借鉴分析哲学的概念和理论资源。

　　2025年，哲学界围绕汉语哲学的争鸣，持续拓展了有关汉语哲学的性质理解。韩水法提出，汉语哲学以汉语为载具对人类一般精神及其现象的反思，是促进汉语共同体精神活动的重要动力。与汉语哲学的倡导者相对，李河提出，一些汉语哲学论者不仅抽象地谈论“哲学”与“语言生活世界”的关系，还无视近现代汉语生活世界在中西思想碰撞中从“我他对立”走向“我他初步融合”的现实。

　　在中国哲学数千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众多具有标识性意义的核心概念，对其进行溯源、诠释乃至重建，是理解中国哲学本质精神的重要途径。陈少明表示，“象”指向精神的创造，同时超越物理，作用于世界，分析不同类型的文化现象的抽象结构，是做中国哲学揭示的另一思想视野。陈赟认为，天人与古今作为人类两大基本问题，在当代分别被表述为超越性与历史性，人由此而成为天人、古今之间的居间存在者。孙向晨将“家”作为一个哲学母题，认为我们不应局限于对“家”的研究，更要以家的视野去理解世界。

　　当前，学界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虽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存在一些内在的深层挑战。例如，对“本原性问题”的探讨主要依赖传统资源，如何理解其与当代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之间的关联，仍有待深入阐发；在中西哲学的比较互鉴中，一部分研究流于表面的枚举式对比或强行关联，描述性多于反思性与问题性。若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突破，需要以更坦诚、更开放的心态，正确处理“古今中西”之间的关系，实现当代中国哲学的自我更新与理论创造。

　　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发展至今的原生文明，蕴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宝藏。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中，“两个结合”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定位与发展方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陈霞认为，金岳霖围绕“道”“物”关系构建哲学体系，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分析论证，融汇中外哲学智慧和现代科学成就，为我们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李兰芬对汤用彤的魏晋玄学研究作出了深入述评。她认为，汤用彤是从佛学中国化的角度，重视玄学曾发挥的沟通外来文化与儒学的桥梁作用。

　　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批具有典范意义的标志性学者，对于他们及其学派的挖掘与整理、阐发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与方法论价值。同时，也应看到，学者们虽在这一过程中发掘了许多传统文化与当代价值之间的契合点，但对一些更为复杂的思想、制度与观念的反思稍显不足。在抽象的理论辨析之外，对于中华文明不同特性在具体历史语境、社会结构中变迁的考察，还有待加强。只有通过更具批判性、深刻性与开放性的研究，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现代意义。

　　中国古典学的现代使命

　　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京圆满召开，标志着中国古典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何在中西文明对话中开展中国古典学研究，是学者们广泛关注的主题。吴飞认为，通过形质论思考激发文质论传统的哲学力量，并以文质论模式纠正形质论的可能倾向，是利用中西古典哲学思考现代问题的一种可能性。张文江主张，中国古典学不仅要研究古代经典，也要思考如何面对现实，兼顾世界性和民族性，在历史中动态地寻求定位。

　　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学，就要从“旧邦新命”的角度理解中华文明的源与流，使中国古典学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董平看来，中国古典学应当以“返本”为“开新”，以“两个结合”作为措置“古今间性”的有效方式。田丰认为，中国古典学的使命是在古今中外的视野中激活中华文明的本源精神，回应时代问题，为人的生活提供整体性意义。

　　当下的中国古典学，无论在学科建制、学术自觉还是学理阐释上都展现出长足发展之势。古典学也是一门具有鲜明交叉性质的学科，这既为打通不同学科壁垒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内部论争。古典学究竟应以哪些文本为基本内容、以哪些方法为基本进路、以哪些学科为基础展开，至今仍未有定论；古典学与其他基础学科相比，其独特优势与立身之本在何处，也尚未得到深刻、明确的阐发。不过，这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古典学在当今中国学术版图中的重要性与开放性，期待将来有更加活跃的思想注入这一学科，为“古典”朝向“现代”的新生贡献力量。

　　推动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阐释

　　2025年，中国哲学界聚焦经典与当代、理论与现实、本土与世界的多维互动，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文本解读、拓展问题视域、强化学科对话，致力于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构建具有中国视角的西方哲学解读体系。

　　第一，现象学与意识哲学的纵深拓展。张任之提出，通过对现象学人类学双重意义的分疏，既可以坚持本质哲学，同时也可以建构一门作为事实的总体科学的现象学人类学。王嘉新认为，德法现象学从意识与生命再平衡的角度，对生命的内涵予以揭示，这些理论探索趋向一种可称作“超越的活力论”的哲学立场。

　　第二，德国古典哲学的当代阐释。2025年，以谢林诞辰250周年为契机，学术界掀起新一轮研究热潮。李科林认为，康德理论与法国哲学的历史相遇构成欧洲进入现代转折的哲学事件，显示出理性同时作为基础原则与自我构造机制的双重属性。卞绍斌表示，阐明康德政治哲学及其建构主义特质，有助于厘清罗尔斯正义论体系构造存在的疑难或歧义。

　　第三，古希腊哲学与哲学史的源头活水。2025年，相关研究更强调其方法论意义与当代相关性，同时注重挖掘古典思想中关于知识、德性、幸福、共同体等议题的深层智慧。聂敏里提出，普遍者构成了个体事物的本质，但如果赋予其以实在性，便会造成难题，即作为单一的普遍者如何能够在多个个体事物中同时存在。葛天勤认为，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与《论灵魂》的探究方法在探究对象的可分性与原因的优先性上存在两个重要区别。

　　第四，非西方哲学视野与跨文化对话。学界日益自觉融入非西方视角和跨文化比较意识，推动哲学研究的真正全球化，打破了西方哲学的单一叙事。邓晓芒指出，德里达认为中文的“非哲学”特性挑战了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却未察觉中文自有“伦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阻碍了中西形而上学的更高融合。李安山探讨了非洲哲学史中涉及本土话语的五个议题，认为只有在研究中多关注非洲哲学的本土性，才能更好地将它作为世界哲学的组成部分。

　　面向科学技术与人类未来的哲学研究

　　2025年，科学技术哲学与逻辑学、伦理学等学科紧密联动、深度交叉，共同面向科学技术与人类未来，努力打破哲学与科技发展的“疏离感”——有关研究不再只是对科技的事后解读或纯粹批判，而是主动嵌入科技研发、伦理治理、公众认知的全链条，成为引导科技良性发展的“思想引擎”。在前沿科技影响或改变哲学研究的对象、问题、观念、理论、方法等的同时，哲学也以自身的问题挖掘、可能展现、逻辑建构、价值思辨等能力，为人工智能、认知科学、量子科技等领域的发展带来了独特视角。

　　一是科技时代的哲学新发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科技时代的哲学研究也需要努力把握时代的脉搏，作出领先于时代或至少不落后于时代的前沿探索。邱仁宗认为，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科学研究与新兴科技应用中出现的许多哲学、伦理和治理的问题，都要求哲学工作者深度参与其中，探索解决和发展之道。刘大椿认为，从推进科学技术良性运行的迫切需要来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应当努力实现对科学技术从单纯辩护或者无情批判向全面审度的转变。

　　二是哲学与科技携手共进。学者们普遍认为，科技时代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的价值越发凸显，甚至可能成为决定人类走向何种未来的关键变量。成素梅认为，科技与哲学是人类认知的两翼，二者从融合到分离再到新的自觉融合，构成了人类应对时代巨变的完整智慧。雷环捷认为，在追求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的道路上，妥善处理科技向上与科技向善之间的关系是应有之义。

　　三是哲学赋能科技发展。从思想维度不断扩展科学之可能边界，实现“开脑洞”之功效，也是哲学特别是科学技术哲学的重要使命，甚至从哲学史与科技史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哲学本身的应有之义。马迎辉认为，流形不仅展现了人工智能、神经科学与意识哲学之间的贯通结构，而且展现了自身认识从意向流形的奠基性存在，到神经流形的质料存在，再到流形学习的形式存在的发生构造序列。李亚明认为，“理由对齐”能够为“价值对齐”提供重要的解说，为人工智能伦理设计提供具有实践可操作性的思路。2025年试图赋能科技发展的哲学研究，不少都颇具实践性与可操作性，但如何切实赋能科技发展，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只有与科技界进行更多对话与交流，特别是基于跨学科平台进行合作研究，才能更好地实现哲学赋能科技发展的目标。

　　伦理学架起理念和现实之间的桥梁

　　2025年的伦理学研究与实践，彰显了应对时代挑战的主动作为，架起了理念和现实之间的桥梁。在理论层面构建中国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实践层面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应对科技挑战。伦理学界已不再满足于对西方理论的借鉴或对传统伦理的复述，而是在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伦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江畅认为，在人类全球化和文明化的时代条件下，复归源远流长的自强厚德的幸福主义人生观，并赋予其时代精神的意涵，势在必行，刻不容缓。邓安庆认为，中国古代先哲独立地创立了轴心时代的世界性伦理思想，随着我们一百多年来对西学的引进和吸纳，当今的中国伦理学应通过思想上的会通与创新，牢牢把握“主体性”与“开放性”的平衡，对“古今中西之争”给出融贯之解。

　　应用伦理学研究2025年度呈现飞速发展态势，学科定位更加清晰，社会影响愈发深远。樊浩认为，伦理学者必须在“应用”中坚守人文理想主义、文明理想主义，在理想与现实、价值与事实的辩证互动中，履行文化传承与服务国家战略的双重使命。任丑认为，应用伦理学是在否定绝对主义谬误、直面道德冲突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实践规范伦理学，是有历史根据和现实诉求的前沿学科。2025年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实践导向，努力让伦理学成为连接伦理理念与社会治理的关键纽带。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学科定位，更好地赋能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助推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实现。

　　2025年，随着新兴科技的影响越发深远，科技伦理也越发为伦理学界、哲学界乃至社会各界所关注。王国豫认为，科技伦理的本质是文明存续的“终极保单”，唯有坚持“伦理先行”，才能使创新真正成为通向可持续未来的桥梁。李伦提出，人工智能治理应在技术伦理治理的基础上，实现开放共享人工智能技术福利，共商共治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确保世界和平与人类未来。科技伦理研究展现出“前瞻预防”与“人文坚守”的鲜明态度，在科技创新与伦理治理之间寻找动态平衡，并针对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具体领域提出了针对性的伦理方案。目前，多个研究分支在同科技界交流合作，更好地促成解决科技伦理问题的共识，但这些研究内部有时仍缺乏“同情之理解”，未来可以在对话中增进不同进路的交流，更好地探索科技伦理问题之解决。

　　深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研究

　　宗教的发展规律在于“和”。任何宗教的生存发展，都必须同所在社会相适应，这是世界宗教发展传播的普遍规律。2025年，学术界紧紧围绕“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一新时代主题，从历史脉络、理论逻辑、治理实践和学科建设等多个层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系统展现了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多维图景。张志刚认为，“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由之路”。曾传辉提出，近年来，道教界视野逐步扩展到以如何守正创新，发挥自身优势，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中国化方向等为主旋律的问题。王启龙认为，新时代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要以现实中国为参照，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建设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中国宗教。

　　哲学界的“会与书”

　　2025年，哲学学科在时代变革与学术传承的双重驱动下稳步前行。学术界以重大会议为交流平台，以精品著作为思想载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中国哲学主体性建构、外国哲学本土化阐释等方面均取得推进和可观成果。扼要枚举一二，挂一漏万。

　　第一，以平台凝聚学科发展共识。2025年4月26—27日，“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25年年会”在陕西西安召开。会议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文明观等议题展开深入且富有成效的讨论。2025年11月1—2日，“‘知识变革中的哲学’暨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与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2025年年会”在山东济南召开。会议重点省思哲学学科在现今时代的合法性问题，探讨知识变革下哲学的发展路径。2025年11月1—2日，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前沿论坛在黑龙江大学召开。此次论坛聚焦“智能时代的哲学：概念与方法的创造性转化”主题，探讨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浪潮对传统哲学概念体系、核心命题、研究范式的深刻挑战与历史性重塑。2025年11月29—30日，“哲学中国的过去、当代和未来：暨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与会学者系统回顾了冯友兰对现代中国哲学的贡献，深入探讨了中国哲学的传承与创新路径。

　　第二，以精品著作夯实学科理论根基。张亮与孙乐强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导引（第3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讲解和说明。陈嘉明《哲学叙事：中国与西方》（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版）为中西哲学思想的互鉴融通提供了理论桥梁。陈少明等《思想的手法：如何“做中国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版）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兼具操作性与指导性的方法论参考。许煜《在机器的边界思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聚焦于哲学、技术和艺术，试图为我们理解这个日新月异的技术时代提供帮助。同时，国外经典文献的译介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案头工作，西方重要思想家的著作不断有新译本。比如，康德“三大批判”（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的新译本就受到广泛关注。

　　反思与展望

　　2025年，中国哲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当代阐释、智能时代哲学反思、中西文明互鉴、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及科技伦理治理等领域产出了一些具有理论深度与现实关切的研究成果。然而，成绩之下亦有值得深思之处：其一，部分研究分支领域的讨论或多或少存在西方话语平移的痕迹，在吸收借鉴国际前沿的同时未能超越既有研究范式，提出具有全球性哲学意义的原创概念或框架；其二，哲学研究的现实感和使命感有待加强，没有将精深的理论思考转化为滋养人性人心、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资源；其三，在强调中国主体性与文化对话的同时，有时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框架。整体而言，目前的哲学研究工作距离时代和人民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

　　展望未来，中国哲学研究可在以下方向持续着力：第一，深化实践哲学的当代形态探索，不仅关注理论体系的建构，更应深入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从中提炼具有世界意义的标识性哲学概念。第二，强化前瞻性与预见性研究，尤其要在颠覆性科技的哲学基础、伦理规范方面构建赋能性引领性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探索哲学工作者参与科技伦理审查、政策价值评估等社会治理环节的模式。第三，拓展全球哲学对话的深度与广度，主动设置议题，将中国哲学的传统智慧与当代发展，置于人类共同面对的根本性问题中加以阐述和分享，贡献中国的思想之光、真理之光。

　　（执笔：莫斌、常达、邵贤曼、崔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