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社会治理取得新成就，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为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以党的领导为统领，提供社会治理根本保障。党的全面领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鲜明特征和最大优势，也是在复杂多变环境中保持社会治理正确方向、有效破解治理难题的“主心骨”。社会治理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党对社会治理的全面领导，有助于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社会治理活动点多、线长、面广，各类国际与国内、显性与隐性风险矛盾容易相互叠加。面对上述形势，一方面，必须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各级各类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贯彻党的决策、团结动员群众、领导推动社会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另一方面，随着新兴领域快速发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新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要着力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切实实现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促进新兴领域有效治理。 

　　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目标，不断完善社会治理格局。共建共治共享，就是要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等多元主体的作用和比较优势，构建政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居民多方参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断激发各治理主体参与治理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进而实现社会治理效能最大化。这一理念同时体现出，适应社会治理形势发展变化，治理活动由传统意义上的“善政”向“善治”不断优化的过程。善政是指在社会被划分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二元结构中，管理者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准确、高效、廉洁的行政管理活动维持社会秩序，其主要特征包括严明法度、清廉官员、高效行政和规范管理，核心目标在于效率理性，强调管理手段的合理性，而较少考量效率结果本身的社会合理性。然而，社会治理仅仅追求效率理性的总量最大化是不够的，还必须充分回应市场、社会和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合理诉求。善治则是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治理过程，有助于激发各治理主体的内生动力。共建共治共享正是以实现社会成员整体共享的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社会治理过程，有助于推动国家与社会协同运行、良性互动，使社会既充满活力又保持有序。 

　　以人民群众为中心，坚守社会治理价值原则。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治理活动的实践主体。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牢固树立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健全凝聚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制度机制，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社会治理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在医疗、教育、就业、卫生、环境、文化、安全等方面的需求持续增长，并对社会治理的及时性、透明性和规范性提出更高要求，迫切需要准确把握并有效回应群众所思、所想、所忧、所盼，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健全利益关系协调和合法权益保障制度，畅通群众合理诉求表达渠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加强和改进各类社会群体服务管理，用心用情做好孤寡老人、困难家庭、残障人士和特殊儿童等群体的关爱帮扶工作。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推动服务触角向基层“最后一公里”延伸，夯实社会治理的心理基础。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系统做好群众意见建议的征集、梳理和反馈，建立工作台账，将各类风险矛盾化解关口前移，消除在萌芽状态。 

　　以基层愁盼为重点，下移社会治理工作重心。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是各类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集中地，也是社会治理的“最初一公里”。基层社会治理往往面临资源有限、任务繁重等现实困难，同时社会矛盾与风险触点多、传播快、可感性强，必须持续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将人力、物力、财力等治理资源向一线下沉，有效破解资源统筹不足、权责不清、力量薄弱等突出问题。要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把城乡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贯彻党的决策部署、领导推动社会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要深入城乡社区一线开展实地摸排，切实掌握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社区为主场景、主阵地，加强便民服务资源统筹整合与供给，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和志愿服务组织管理，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科学研判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对社会治理带来的“双刃剑”效应，趋利避害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社会治理。围绕实际治理需求，打破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烟囱”和“数据孤岛”，建设社会治理一体化信息系统和综合智慧平台，实现社会治理数据的有效采集与实时反馈，加强数据分析处理和综合运用，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科学化和智能化水平。 

　　以“三治”结合为路径，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效能。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不断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社会治理体系，实现治理效能的整体跃升。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等功能，有助于最大限度激发基层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活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将各类矛盾风险有效化解在基层。要坚持和完善城市居民委员会协调会制度、听证会制度以及农村村民会议和代表会议制度等，更好实现基层社会有效治理。法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完善创新社会治理，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加强法治宣传、厚植法治土壤，让法治成为社会共识和行为准则，着力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德治以道德感化人心，其教化作用深远。我国是一个具有深厚德治传统的国家，通过提升道德认识水平、引导民众自觉向善、营造良好社会风尚，可以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良好效果。要充分发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等基层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持续加强家教家风建设，推进移风易俗，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自信向上的社会心态，为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效能奠定坚实基础。 

　　（作者系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郑州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