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段金生教授的新著《民国的西南军阀与政治（1912—1937）》由中华书局出版了。该书梳理了民国时期西南军阀纷繁复杂的演变历程，既详尽还原了西南军阀的派系变迁，更深刻阐释了其与中央政府的互动，揭示了民国时期政治复杂性及区域政治发展的独特逻辑，读后颇有感受。

　　中国拥有广大的地域，东西南北，各擅胜场，而西南在中国实有其特殊性。西南地处广义的中国边疆地区或边缘地带，又因地理的关系，山川阻隔，历史上与内地的交通十分不便，所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与中原其实不远的四川尚如此，更不必说贵州和云南那样的远南之地了。唐代安史之乱，唐明皇从长安历经艰辛耗时一个多月好不容易才走到成都，可以想见，如果是普通百姓走蜀道，真的是“难于上青天”！这样的地理环境，造成西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相对于内地表现出差异性和封闭性。承平时期，这样的差异性在封闭性的庇佑下，或可表现为发展的多样性，自有其意义；到了动乱时期，这种封闭性则易诱惑出离心倾向，并以差异性为借口，令地方实力派生出别样想法，进可攻入主中原为国之盟主，退可守割据一方而自成格局。不幸的是，近代西南地区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有了走上后一条路的可能性。

　　自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开关之后，即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威胁，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中游移不定，硬打因实力不及而屡屡失利，谈和则筹码有限而受制于人，结果是不断签城下之盟，乃至割地赔款。这样羸弱的表现，易启地方实力派的图谋之心。与此同时，面对席卷各地如太平军等民间起事反抗，清政府无力出而弹压，只能依靠尚余之中央威权，令地方组军出手相救，虽然挽救了一度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但也使地方派系如湘、淮系等兴起，原本的大一统之局出现了明显裂痕。在这个过程中，西南地方势力的借势兴起也就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了。军阀系统清末开始坐大，而以武领政的军阀派系统治，则以辛亥由帝制而共和之鼎革为契机，从中央到地方走上前台，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军阀时代。

　　在清末到民初的政治转换中，西南的地方割据呼之欲出。因为西南一定的特殊性，中央对之约束力有限；而西南地方派系也因时空的局限性，更乐得维持自己小团体的一方天地，由此也造成清末民初西南与中央之间的微妙关系。

　　该书恰是在这样的时空关系之下，为读者勾勒出西南军阀从酝酿到形成、从主政到扩张的发展轨迹。从章节标题和主题呈现——“晚清区域政治的演进”“民初西南军阀的地域范围”“民初西南军阀与区域政局”等，均可看出该书研究的宏观与微观、立意与深意所在。不说深入的分析论断，仅仅是搞清川、滇、黔西南三省地方军阀派系的源流、大要及其分分合合的过程与结果，一般人或可得其皮毛表观，而该书论述条分缕析、论说有致，言其所当言，略其可当略，实体现学者功力。

　　不过，仅仅关注西南军阀与中央或互相之间“分”之可能，固然是研究西南军阀所应为，而关注“分”之下所含的“合”之道，更体现了中国悠久的大一统历史传统中的分久必合之道。近代以来，在以君臣关系为中心的正统分合之道以外，新的因素也在成长，并逐渐影响中国内部分与合的政治关系，这就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造成的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而这与中国本就有的大一统意识结合一体，进一步稳固了中国的内在凝聚力。该书对此亦有时间线的铺陈和空间面的论说，包括从同盟会到国民党的组织演变及其与西南政局的勾连，国民党中央力量的入川、入黔、入滇及其与西南地方势力的博弈，最后收束在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在一致对外的格局之下，西南出现的新变局。事实说明，地方势力的兴起固然有各种主客观条件及可能性，但在近代中国的内外环境之下，地方势力的发展也有边界和限度，超出这个边界与限度，很难得到各方认可，终将结束于推动国家统一的“合”之道中。

　　近代西南军阀史研究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颇受关注，主要由西南地区的老一辈学人推动，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然而，随着老成凋谢，尤其是大环境的变化，这个主题的研究在进入新千年之后显得有些落寞，研究者不多，发表的论著数量也有限。本就身处西南的段金生教授传承老一辈学者的学术志向，在近代西南军阀及相关问题研究中成果丰硕且有创见，希望他能够再接再厉，接续该书研究脉络，完成全国抗战及其后的西南军阀抗战史及消亡史，写成全本“西南军阀史”，从而推动西南军阀史研究迈上新的高度。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