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资产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其安全有序流转直接关系到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市场竞争秩序的公平公正，更关乎国家数据安全与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数据价值日益凸显的背景下，针对数据资产的非法窃取、擅自使用、跨境转移、恶意破坏等违法犯罪行为持续高发，不仅可能导致企业遭受巨额财产损失，也会进一步扰乱数字经济生态，甚至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刑法作为保障法与后盾法，在数据资产保护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通过严厉的惩戒机制划定行为红线、威慑违法犯罪。当前，数据资产犯罪呈现出手段智能化、链条产业化、跨境化等新特征，传统刑法规范在适用中面临定性模糊、打击乏力等问题。因此，强化数据资产刑法保护，亟须通过完善立法体系、精准司法适用、技术协同防控、多元共治联动，构建全链条、多层次的刑法保护机制，为数据资产安全保驾护航，推动数字经济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

　　明晰数据资产的法律属性与保护范围。数据资产的刑法保护首先需要明确其法律定位。数据资产不同于传统有形财产，兼具人身性与财产性、公益性与私益性的双重属性，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存储成本、采集成本等直接投入上，更源于数据的聚合分析与场景应用产生的衍生价值。当前刑法尚未明确数据资产的独立法律属性，导致实践中对数据资产的保护多依附于商业秘密、公民个人信息等现有权利类型，难以全面覆盖各类数据资产。因此，未来可进一步加大刑法保护，在法律或司法解释中明确数据资产的定义。例如，将其界定为“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具有现实或潜在经济价值，能够为权利人控制和支配的数据集合”。同时，科学划分数据资产的保护范围，既包括企业经营数据、金融交易数据、知识产权数据等商业数据资产，也涵盖政务数据、公共服务数据等公共数据资产，明确不同类型数据资产的刑法保护边界，避免出现保护不足或过度保护的问题。

　　细化数据资产犯罪的罪名设置。现有刑法中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罪名，虽能覆盖部分数据资产犯罪行为，但针对数据资产的非法利用、跨境转移、有偿转让等新型犯罪行为，仍存在罪名适用空白或模糊的问题。对此，一是可以增设专门罪名，针对非法侵占、擅自使用他人数据资产获取巨额利益，以及恶意破坏数据资产导致权利人重大损失的行为，增设“侵占数据资产罪”“破坏数据资产罪”，明确犯罪构成要件与量刑标准，实现对数据资产的针对性刑法保护。二是可以细化现有罪名的适用情形。例如，针对数据资产跨境犯罪的特殊性，在现有罪名中明确将“非法跨境转移数据资产”作为加重处罚情节；针对数据资产交易黑市的滋生蔓延，将“明知是非法获取的数据资产而予以收购、贩卖、中转”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切断数据资产犯罪的利益链条。三是区分不同主体的刑事责任，针对平台企业、数据处理机构等特殊主体滥用数据优势、非法处置他人数据资产的行为，设置差异化的量刑情节和罪状内容，强化对特殊主体的刑法约束。

　　加强刑法与前置法的衔接协同。数据资产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刑法与《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前置法形成保护合力。当前刑法与前置法之间存在衔接不畅的问题，部分前置法规定的违法行为因缺乏与刑法条文的对应，难以被追究刑事责任。对此，可以建立刑法与前置法的动态衔接机制：一是在刑法中明确数据资产犯罪的入罪标准需参照前置法的规定，对于前置法明确禁止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应予以规制，确保法律责任的梯度衔接。二是通过司法解释明确《数据安全法》中“核心数据”“重要数据”的刑法保护标准，将非法获取、泄露、破坏核心数据资产的行为作为加重处罚情节，提升对关键数据资产的保护力度。三是协调刑法与行政法的责任追究机制，对于尚不构成刑事犯罪但违反前置法的行为，由行政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对于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避免“以罚代刑”“有罪不究”的现象。

　　提升司法适用的精准性。立法的完善需要司法的精准适用才能见效。当前数据资产犯罪呈现出犯罪手段隐蔽化、犯罪链条复杂化、涉案金额巨大化等特点，给司法认定带来的挑战不言而喻，因而亟须强化司法适用的精准性，统一裁判标准，提升打击效能，确保充分发挥刑法的威慑功能。数据资产犯罪的定罪难点主要集中在“情节严重”的认定、因果关系界定以及犯罪数额的计算等方面。因而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方式对以下内容予以明确：一是明确“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将数据资产的数量、价值、涉及的权利人数量、对市场秩序的破坏程度、是否危害国家安全等作为认定“情节严重”的核心要素，制定量化标准，避免司法实践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二是厘清犯罪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针对数据资产犯罪中多主体参与、多环节流转的特点，可以采用“条件说”，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明知程度、行为在犯罪链条中的作用等因素，综合认定因果关系是否成立。三是规范犯罪数额的计算方法，鉴于数据资产的价值具有多样性，可以建立“成本法、收益法、市场法相结合”的计算模式，以数据资产的实际价值为核心，参考权利人的直接损失、犯罪人的违法所得等因素，科学计算犯罪数额，确保量刑的公正性。

　　总之，数据资产刑法保护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关乎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市场竞争秩序的公平有序，更关乎国家数据安全与国家安全。面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我们要坚持“立法完善、司法精准、技术赋能、多元共治”的总体思路，不断健全数据资产刑法保护体系，强化刑法的威慑功能，既严厉打击数据资产犯罪行为，又为数据资产的合法有序流转与高效利用提供法治保障，实现“安全”与“发展”的良性平衡，为数字中国建设注入坚实的法治力量。

　　（作者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房地产与建设工程法律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