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是文明跨越时空进行对话的桥梁，而国际学术交流则为这场对话注入了多元视角，促成了深度共识。围绕考古学领域的认知重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文明交流互鉴以及科技赋能等核心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首席专家贾笑冰和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高级研究员弗里达·纳吉罗特·姆博格里（Frida Nkirote M’Mbogori），请两位学者梳理考古实践中的经验与思考，以期为理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关联性提供一份学术参考。

　　认知重构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公布的“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和“重要考古研究成果”展示项目名单中，有四项来自中国。此外，论坛还设置了中国考古学新发现与研究专场，向世界介绍中国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这些对于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有何重要意义？

　　贾笑冰：此次集中展示了2023—2025年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11项“重大田野考古发现”与11项“重要考古研究成果”，中国各有两个项目分别入选：“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陕西清涧寨沟遗址：黄土高原上的商代青铜文明中心”入选“重大田野考古发现”；“从聚合到融合：东周时期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人群互动”“分子考古学研究：绘制东亚十万年来人群迁徙、演化与适应图谱”入选“重要考古研究成果”。这些成果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我们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已初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这对中国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

　　借助论坛这一平台，中国学者得以向全球学术界展示自己的发掘工作、研究成果与阐释成果。这种展示能让外界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化，也能让世界知晓中国考古学在发掘、研究与阐释方面的持续提升，这对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中国的考古研究力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常说要构建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推进“三大体系”建设。但体系建设不能自说自话、闭门造车，必须与国际学术界接轨，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更重要的是，用中国考古学积累的经验，去解决世界考古学其他领域、其他地区的问题，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所以，通过展示研究与发掘成果并获得国际认可，再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研究其他地区的文明，这对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和推进“三大体系”建设，有着极大的助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和重要考古研究成果，在考古学发展方向、多学科融合等方面，为认知重构和行业发展提供了哪些指引？

　　贾笑冰：它们为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以及中外合作的推进，提供了重要启发。此次论坛讨论中谈到比较多的一个方面是多学科融合发展。以往我们所说的多学科融合大多聚焦自然科学手段，但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融合也十分重要。考古发掘出的各类证据本身不会“说话”，需要有相应的理论框架去整合、提升和阐释，这绝非考古学一个学科能独立完成的。比如，可能需要历史学尤其是古代史的支撑；而在从事国外考古研究时，还需要与世界史相融合。

　　同样，历史学研究若想取得突破，需要借助考古学的力量。例如，世界史要了解国外最新资料和学术动态，也离不开考古。考古发现可以提供文本之外更加真实客观的信息，因此，我们走出国门进行发掘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发现新问题、找到新的研究切入点。古代史研究亦是如此，其核心目标都是重建古代历史。即便是北美考古学，虽被纳入人类学体系，其目的也是重建人类社会，与我们的目标一致。因此，这些目标一致的学科，需要相互借鉴彼此的研究成果和理论体系，来完善自身的证据链构建与阐释工作，最终实现认知层面的突破。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近年来在国际考古领域的参与日益深入，国际影响力也逐步提升。这一变化对于强化全球南方学术话语权、弥补全球文明认知空白有何作用？

　　姆博格里：中国当下的考古实践以及已取得的成果，正是各国考古学者在国际交流与学术对话中所希望达成的目标。通过扎实的田野工作与深入研究，中国揭示了诸多以往被遮蔽的文明图景，这对于争取学术话语权、提升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至关重要。长期以来，全球南方在全球性讨论中处于边缘，而中国的努力正在改变这一状况。

　　例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考古中发现了距今约7000年的碳化稻谷。这一发现呈现出的确凿证据，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农业起源的时间线。这也再次说明，只有凭借确凿的遗址证据，清晰呈现出更早的栽培、烹饪等人类活动痕迹，才能实质性地参与到全球学者的对话中。若缺乏这样支撑观点的坚实依据，便很难进入国际讨论的核心，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可以对比非洲的情况：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前往非洲，往往不是去探索非洲本土动植物的驯化过程如何独立演进，而是为了寻找“某物从外部传入非洲”的佐证。极少有人真正运用浮选法、脂质分析等关键手段系统追问驯化究竟始于非洲何处。

　　我常提及“未发现即等于不存在”这一概念的逻辑谬误。这指的是，当人们在某地未发现某物时便断定它不存在，这是一种逆向推断，在考古研究中尤为常见。但这并不能证明它真的不存在，只是人们尚未找到而已。许多人来到非洲，只为寻找他们自己地区缺乏的“最古老”证据，比如人类演化相关证据，却对后来的新石器时代等阶段关注不足，因为他们在其他地区也能开展相关研究。

　　非洲的历史与考古研究中仍存在太多空白，正因如此，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高质量的国际交流、学术讨论与实质性合作，并以此共同推动考古学的发展与知识体系的更新。

　　推动国际考古学术交流与协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重要的国际学术平台，“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外考古学对话方面的意义是什么？如何理解它的“窗口”价值？

　　贾笑冰：历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的核心意义都是一致的——它是一个重要窗口——既让中国得以洞察世界，也让世界能够读懂中国，更是中外学术交流的关键平台。

　　我们在研究世界，尤其是研究中华文明时，必须把它放到世界文明的大框架中去考量。这就需要我们“走出去”了解世界；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研究自身文明时，同样也需要了解中国。文明交流互鉴是双向的，需要知己知彼。“世界考古论坛·上海”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它为全球研究文明起源、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搭建了一个互通有无的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多次受邀参加“世界考古论坛·上海”，请问您如何看待论坛的主题定位？

　　姆博格里：这已是我第三次参与该论坛，对此，我倍感荣幸。其实，在亲身与会之前，我就多次听说论坛举办得非常成功。我参加过的这几届论坛主题都十分鲜明，尤其注重全球南方视角，真正体现了全球视野。

　　与会学者来自世界各国，其中不少非洲学者远道而来，这离不开论坛执行委员会提供的支持。若没有这份支持，许多学者恐怕很难有机会参会。也正因为论坛的助力，我们才能齐聚上海，及时了解世界各地考古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而这些学术动态彼此关联、相互呼应。

　　可以说，“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切实推动了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为来自不同文化、不同群体的人们，构建了一个共同思考人类社会未来的高端平台。我相信，只要论坛能持续保持这样的水准与包容性，其所取得的成就必将超越绝大多数同类会议或学术组织。

　　《中国社会科学报》：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考古工作在使命、理论与方法上各有特色。这些多元实践中蕴含的智慧能为世界考古协作带来哪些价值？

　　姆博格里：国际合作与交流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学习与协作机会。来自世界各国、具备跨学科背景、采用多元方法论的考古学者共聚一堂，其相互学习的潜力是巨大的。与此同时，建立人际网络也至关重要——通过面对面交流、了解彼此的研究与成果，我们能够结成稳固的合作纽带，甚至为未来长期协作奠定基础。

　　不同群体聚在一起合作交流时，最宝贵的收获就是目睹同行们正在应用的新技术与新方法。例如，此次论坛的“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和“重要考古研究成果”展示精彩纷呈，论坛执行委员会对高水平、高质量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予以表彰，对理论、方法、技术方面的重要创新和突破性研究进展给予认可，这对众多考古工作者来说是极大的激励与鼓舞。

　　其成果入选本届论坛“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的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考古学教授迈克尔·弗拉切蒂（Michael Frachetti）就介绍过，2018年他的团队首次运用无人机机载激光雷达低空扫描技术，对一座中亚古城进行了更完整的影像采集与记录。这一技术的应用，让他们得以对“中亚中世纪历史是两种根深蒂固的政治—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个是城市化的农业帝国，另一个是游牧部落联盟）这一传统说法提出质疑。弗拉切蒂还提到，2024年他们的研究成果在《自然》期刊发表后，获得了大量国际报道。在这些引人注目的信息背后，是海量的研究积累和长期的潜心耕耘。正是这种为探索考古学新知而投入的时间与专注，才真正值得所有考古学者倾注心力，而“世界考古论坛·上海”正是这种精神的生动体现。

　　考古研究的技术革新与全球共享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人工智能等科技浪潮的推动下，新技术能为考古学和考古研究带来哪些助力？

　　贾笑冰：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引发哲学社会科学思潮的变化。我们现在正处于计算机时代，尤其是AI技术蓬勃发展的阶段，我们应当借助AI技术开展研究。AI技术的应用，不仅会带来新技术的落地，更会推动考古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为突破认知和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关键支撑。

　　我们团队刚刚获批了中国历史研究院第二批科研创新团队——“中埃早期文明比较”科研创新团队。其中一个创新点就是计划利用AI技术帮助识别埃及的象形文字。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将是研究方法上的重大突破，而这一突破会带来一系列研究层面的变化，也就是研究范式的转变。

　　我们团队提出了一个新概念：“人机协同科研”。如今，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已无法回避。我们在考古发掘后会进行三维建模，就是为了发现更多细节，大幅提升绘图等工作的效率。如果将AI技术引入这一过程，无疑会提供更大助力，推动研究范式彻底转变，让考古研究更高效、更精准，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注入新的技术动能。

　　姆博格里：确实，更多与会学者也展示了他们如何运用各类技术手段克服挑战，推动考古学的深刻变革。然而，在世界上某些地区，如非洲，我们尚未普遍掌握这些技术。因此，参加这样的论坛，不仅让我们从自身可做的事情中获得启发，也能了解他人的工作和成就。事实上，如果这些资源与技术能更均衡地分布，让所有人享有同等机会，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必将深入得多。毕竟，仍有大量未知领域因技术条件所限而未被探索。以中国与东非的交往为例：双方贸易联系早在15世纪前就已存在，并于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时期达到高峰，形成了持续的历史交流。但直至近年来，我们借助现代科技才开始发现相关的沉船遗迹。在陆地上，对不同文明的理解同样蕴藏巨大潜力。然而，若技术仅在一方可用，而另一方无法接触，就会造成认知的断层。

　　正因如此，通过合作与联结，即便本地缺乏设备或技术，仍可与具备这些条件的团队协作，让科技成为跨越地域的桥梁。这不仅能帮助落后地区填补考古认知空白，更能让全球考古学界共享技术红利，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向更深层次发展，最终助力全人类对自身历史的共同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褚国飞 刘雨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