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中国文学跟土地连接得特别紧密——路遥与陈忠实的陕北、刘亮程笔下的新疆等，无不是关于土地的叙事，无不是讲述人与土地难以割舍的情感。安土重迁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对海洋的书写历来都比较少，我们当然也有过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伟大航海壮举，但相关的书写、记录、讲述并不丰富。在中国文学的缝隙间，涉及海洋的书写也大都是一种站岸上观的姿态。曹操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是在岸上观；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是在岸上观；到了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仍然是岸上观。我们并没有驾着船，真正像郑和那样，以一种气吞山河的气势去看待、书写、想象广阔的海洋。

　　党的十八大提出“海洋强国”战略，中国人的海洋意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近几年来，中国人关于海洋的书写变得热闹起来。《小说月报》执行主编徐福伟在一篇名为《2021年中短篇小说创作十二个“关键词”》的总结文章中谈到的关键词之一就是“海洋文学”。文学创作领域确实出现了一种转变，那就是大家开始有意识地“直面大海”。很多沿海的作家开始处理海洋经验，广东的林棹在《潮汐图》中，用粤语方言，以一种华丽的方式面向珠江、面向南海、面向更广阔的大洋，激活了一种异样美，使读者眼前一亮——广东的珠江畔竟然可以产生这样的故事。王威廉的《你的目光》里有关于疍家人的书写，而疍家人是终身不上岸的，祖祖辈辈的就在船上生活、生老病死。浙江的杨怡芬写舟山群岛，挖掘了和“里斯本丸”号相关的诸多故事；福建李师江的《黄金海岸》、蔡崇达的《命运》写了福建的滩涂和海岸；山东赵德发的《大海风》、盛文强的《渔具列传》等作品也在以各种各样的文体让海洋故事变得前所未有的精彩。非但沿海省份的作品开始挖掘海洋，连内蒙古、新疆的一些作家也在想象中建构一种浪漫化的海洋文学，例如内蒙古作家海勒根那的《巴桑大海》等。近些年，除了小说、散文外，福建、广东、海南的很多诗人，也创作了大量海洋题材的诗歌。海洋书写从此前的潜隐变成了外显，逐渐吹成文坛的一股强劲之风。新鲜的海洋经验不断地以一种充满活力的“异样”审美，丰富着中国文学的表达空间。

　　无论是编辑、写作者，还是读者，都渴望看到文学的新变，而不仅仅是对前人经验的重复。这个时候，海洋文学就提供了农耕传统之外的一种全新的可能。虽然我生活在海南岛，但我的老家并不靠海，是靠着一条河，相对来讲，我的陆地经验更丰富一些，所以我早期的创作都是关于小镇经验的书写，直到有一天，当我希望呈现一些更新的东西时，刚好看到了包围着整个海南岛的广袤的南海。我开始注意到，那片汪洋之中隐藏着无数尚未被讲述的中国故事。

　　但是，对于目前流行的海洋书写，需要提出质疑的是很多作家在书写的时候，到底是真正具有一种海洋意识，还是仅仅把海洋作为一个“标签”与“符号”？实际上，很多人只是把陆地上的故事挪到海上重新讲述了一遍，而其内核、思维、精神仍然是土地的、农耕的，并不具备真正的海洋气息。当我们把故事背景放置到海洋上之后，必然会带来一些本质性的叙事变化。未来，如果想挣脱“农耕传统”的桎梏，给文学表达带来一些新的变化，海洋文学至少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发力。

　　一是叙事空间的拓展。我们所熟知的很多中国文学经典都跟土地捆绑在一起，在小说《白鹿原》中，巧取良田便是小说的开篇。此前我们缺乏海洋书写是因为我们海洋经验的缺失吗？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我们的渔民奔赴远洋，去东洋、下南洋，侨民远赴异国他乡求生存、求发展，故事精彩纷呈，相关书写却极为稀少。因此，当下的写作者要意识到，当我们把目光投射到海洋上时，意味着原来被土地所捆绑、所局限的叙事空间被瞬间打开了，我们开始直面更加原始、更加浩大的海洋，在那里，有太多充满血泪又饱含激情的故事在等待着作家们的采摘。渔民、水手、船长等在海洋上经历了很多，但他们自己“没有讲述”，也没有被作家所讲述，他们没有被看到。

　　二是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重塑。把叙事空间迁移到大海上之后，原来所熟识的人际关系发生了改变。直面天海，生死一线间，人们不需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那些分寸拿捏、进退腾挪，大海是一个更直接的世界。中国作家比较擅长描写人际关系，不少作家在家长里短的小心事、进退闪躲的小情绪之间怡然自得，把一次次皱眉、一声声叹气演绎得荡气回肠。这样的写作当然有一定的价值，但我们总希望可以有新的可能。海洋这个独特空间就提供了书写新的人际关系的可能，因为在大海上，危险时时迫近，生存是第一要义，人与人一起在船上，更多的是一种合作而非对抗、猜疑、防备的关系，人们需要联手来面对变幻莫测的天气与翻脸无情的大海，才有存活的可能，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得以重新梳理。在大海上，人定胜天的法则已经失效，敬畏、恐惧等情绪开始占上风，不安定感带来的还有对信仰、神秘力量、自然的重新思考。也就是说，当作家们把思考的空间放在大海深处，却又不去处理新的空间带来的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而只是简单地把岸上的鸡毛蒜皮变换一下地点，这样的书写无疑是失败的。有雄心的作家需要真正地设身处地、置身置心于大海之上，才能书写新的可能，否则，也仅仅是将乡土故事披上一层新皮肤，变成出海版本而已，没有多大的意义。很显然，真正在这方面深入思考的作家还很有限。

　　三是同时向内深挖与向外铺展。海洋意象在文学中的出现当然是向外的，不断扩张的海域意味着每向前一秒都有可能遇到新的不可预知的意外。于是，海洋文学饱含海腥味的讲述便有了跌宕起伏的吸引力，可这同时也是向内的，当人的活动空间局限于船舱、孤岛或者四望全一样的海面上的时候，人物的内心反而会变得汹涌澎湃。这种汹涌澎湃不仅仅是情感意义上的，更是思绪意义上的——身处于这样的空间里，人既会惊骇于自然的伟大，也会感慨于生命的渺小。这种既向外又向内的张力使得文学表达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为沉迷于日常琐碎的“文学死水”带来一点新变，至少是一些新的冲击。

　　总之，“海洋书写”作为一个既旧又新的命题，是摆在中国作家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与挑战，只有那些随着空间变化改变自己的叙事策略的写作者，才能在这片文学的蓝海之上披荆斩浪。

　　（作者系《天涯》杂志主编、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