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是目前公布的战国古书简中数量最多的一批。其中，许多内容为传世文献所无，对证史、补史以及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学术界对清华简等战国古书竹简的研究不仅聚焦于文本内容与文字释读，还深入考察其物质形态，并通过字迹分析探讨书写者身份、抄本与底本关系，重现竹书的制作与传播过程。
复原战国竹书，再现书籍制作传抄过程
清华简字迹研究不仅要描述清华简字迹特征和分析竹简书写者，还要对竹简形态等进行考察。书写载体是形成字迹的必要条件之一，因而字迹研究是多维度的，如竹简的制作工艺、竹简的形制、竹简背面的划痕等均在研究之列。战国竹简保存情况不佳，出土后大多散乱无序，并且存在许多残简。清华简是从境外抢救回来的，其保存情况较差，因此首先要对这些竹简进行复原。依据竹简形制、书写者字迹特征对竹简进行分篇归类是最有效的方式，即便是同一个人书写的相同形制的不同篇竹书，也可以通过字迹特征、竹简形制、简背划痕等情况进行归篇、编联等复原工作。清华简中有不少同一个人抄写的内容相近、形制相同的不同篇竹书，如《廼命一》《廼命二》中就有被整理者归错篇目的竹简，利用简背划痕信息，可以调整这两篇竹简，使竹简复原更加准确。
战国竹简背面存在许多信息，如每篇竹简使用的竹筒数量可以通过竹节位置推算出来，竹简背面的斜划痕或者交接划痕表示竹简排列次序。这表明，竹书书写者是自己加工完竹简再按照划痕一支支抄写。由此可见，清华简的书写者也是这些竹书的制作者。清华简不同书写者所书篇目的竹简长度较为接近。例如，《尹至》类与《皇门》类字迹书写者所用竹简的长度多在45厘米左右。又如，《封许之命》与《厚父》是由不同书写者抄写的两篇竹书，它们的竹简不仅长度相同，而且部分竹简的制作出自同一竹筒。
通过字迹特征研究不仅可以分析这批战国竹书书写者的数量，还可以辨别清华简各篇书写者之间的关系。与郭店简、上博简一样，清华简也存在多人抄写同一篇文献的情况，如《四告》就出现了4个书写者的字迹。清华简中还出现了同一篇典籍由不同书写者分工抄写，又各自分为两卷竹书编联的情况，如《治邦之道》与《治政之道》。这种分工抄写却不合编为一卷的现象尚属首次出现。
比较字迹特征，考察战国文字现象与社会文化水平
字迹特征是认识、分析不同书写者的科学物质依据。清华简呈现的文字现象极为复杂，其字迹特征可以分为竹简形制、字迹的概貌特征、运笔特征、文字写法特征、笔画搭配特征、篇题、标识符号、简文校补、竹简编联等类别。通过比较这些特征，不仅可以区别不同书写者，还可以研究同一书写者不同的书写变化、不同书写者字迹特征的共性等，从中发现竹书文本累积的不同时间及空间的痕迹。
清华简是研究战国时期文字的鲜活资料，通过清华简字迹研究，我们看到“书同文”之前战国文字各异的实例。战国简帛文字写法基本没有统一的标准，大量使用异体字、同一个词多种写法的现象频见。不过，清华简中同一个书写者在书写同一篇竹简时，也存在异写较为频繁的现象，这是书写者有意变化文字写法或避免重复所致。例如，《越公其事》是清华简中篇幅较长、记录事件时间跨度较大的一篇，简文中文字异体或用不同字记录同一个词的现象比较多见，证明不少书写者具有掌握各种异体文字的能力。
此外，利用字迹特征分析清华简书写者数量，还可以从侧面考察当时的社会教育水平。根据清华简已公布的60多篇竹书，可以确定共有20多位书写者。这些书写者中有一人抄写10余篇竹书的，有一人抄写两三篇的；也有一人仅抄写1篇的。在清华简众多书写者中，《尹至》类字迹的书写者抄写篇目最多，达14篇竹书。《皇门》类字迹的书写者抄写了13篇竹书。《筮法》的书写者是书写竹简数量最多的，共有266支。上述三类字迹的书写者所写竹简总数都超过200支。另外，还有《汤处于汤丘》等9篇竹简是同一个书写者所写，竹简总数近200支。除《尹至》类字迹的书写者抄写的竹简内容皆为“书”类文献外，其余书写者所抄写竹书的内容十分丰富。这些书写者抄写的竹书数量多、误字较少。其他书写者或只抄写一篇竹书，或仅对竹书进行校改，也达17位。在同一墓葬中出现20多位书写者的字迹，一些书写者的字迹特征还存在许多共性，由此推知当时社会存在一定规模的书写群体以及数量可观的识字群体。这些竹简上的字迹与出土的战国文书等简的字体风格大多不同，并非楚国官府小吏常用字体，清华简这种文字载体正是大众掌握文化的重要物证之一。
考察抄本与底本关系，探索战国文化交流
利用清华简文字写法、用字情况分析文本，可以推测简文抄本与底本关系。例如，清华简中有两篇内容相同的竹书，被整理者分别命名为《郑文公问太伯》甲本、乙本。它们虽为同一人抄写，但是常有相同位置文字异写或用字不同的现象。另外，甲、乙本各有三处表示句子停顿的符号，标记位置也有差别。这是由于它们来自不同底本。
利用字迹特征考察竹书的抄写情况，不仅要分析不同书写者的字迹现象，同时也要注重摸索同一书写者字迹变化的规律，还要探寻影响该书写者字迹变化的原因——可能是由书写环境、书写时间、抄写底本等因素造成。例如，《系年》记录的事件从西周初年到战国前期，时间跨度很长，通过分析其字迹，可以认定这篇竹书是由同一个书写者在同一时间段内完成的。全文中记录同一个词的字出现多种写法，如用来表示“命”“让”等义的“使”字就有六种写法。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系年》所据底本来源复杂，由此遗留了时间和空间累积的痕迹。从清华简的文字写法特征来看，抄本中存在有意保留底本文字写法的现象，如清华简《四告》分为四个篇章，由三个书写者合作完成，还有一个人做了校改工作。由于四个篇章的来源不同，即便同一个书写者所写的同一个字，在不同篇章中的写法也存在较大差别，一些文字呈现出更为古老或特殊的写法，这应该是由于书写者有意保留所据底本的原貌。再如，《封许之命》中一些常用字的写法首次出现，但是在该书写者所写的《大夫食礼》与《大夫食礼记》中，这些字又恢复了常见写法。
清华简中大部分竹书的同一书写者在抄写不同来源的文本时，其文字写法较为统一。不同书写者所写的特征字写法差异不是很大，这种情况在郭店简与上博简中不常出现，这是我们推测清华简书写者之间相互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华简中大部分篇目是由楚文字书写的，但是也有一些竹书全篇字迹的地域特征与楚文字书写风格大不相同，如《保训》的书写风格与三体石经古文十分相近。在新近刊布的《参不韦》中，我们又看到了具有这类书写风格的文字。通过分析《保训》《参不韦》两篇竹书的字迹，可以发现它们可能是由鲁国的书写者所写；《良臣》《祝辞》是同一书写者抄写的两篇竹简，其文字书写风格应是晋系文字。由此可见，鲁国抄本、晋系文字抄本在楚地的流通。这说明战国时期各国联系密切且文化交流频繁。从清华简中属齐系抄本的《保训》《参不韦》与属晋系抄本的《良臣》《祝辞》等文字特征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的写法实则具备高度共性。需要注意的是，《参不韦》全文是用齐系文字书写，其中的校改字迹是楚文字，校改者是《皇门》类字迹的书写者。另外，目前所见的战国古书简均是在楚地发现的，但这些古书所记录的事件不限于楚地。虽然这些古书简所抄写的底本来源复杂，但是经过较为漫长集中的统一，最终呈现出具有楚地风格的写本。例如，《筮法》《子产》《五纪》等篇是具备楚文字书写风格的抄本，其文字写法含有不少非楚因素，这些现象对研究战国时期各国文字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清华简字迹研究的核心在于应用现代笔迹学原理与技术手段分析竹简字迹。通过综合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科学、系统地进行多方面研究，建立起规范的分析标准，为深入探究战国典籍的书写、制作、抄录和传播过程以及深化我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等，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基础。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现代笔迹学原理的甲骨文字迹研究”负责人、吉林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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