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在世时是德意志著名的文学家，但在他去世后的近40年里，其关注度在德意志跌入低谷。1871年以后，他又戏剧性地受到极大关注，后来成为德国文化的象征延续至今。

　　1832—1870年：歌德传播的低谷期

　　1832—1870年，歌德及其作品在德意志的传播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潮期，甚至出现了所谓的“远离歌德”“敌视歌德”现象。后来被反复引用的维克多·黑恩《歌德与公众》一文中所描述的1849年歌德诞辰100周年时的情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歌德百年诞辰之际，正是他在国民中声望的最低点：其声望已被忽视跌至近乎被鄙夷的境地。”

　　歌德的声望处于低潮的主要原因是德国处于分裂状态，歌德自26岁直到去世，主要生活工作在魏玛公国——一个在德意志政治中几乎不起作用的小公国。除文学成就之外，歌德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力仅限于魏玛公国。此外，教会对歌德及其作品的质疑是影响歌德传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这一时期，歌德的传播者主要是歌德生前的核心助手圈子——“魏玛的艺术爱好者们”，包括歌德遗嘱中指定的其手稿遗稿的管理人，如魏玛公国大臣弗里德里希·冯·穆勒、语文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里默、约翰·彼得·艾克曼、宗教事务局局长普伊瑟、瑞士医生兼魏玛宫廷教师索雷、艺术史家海因里希·迈耶等。这些人出版歌德遗稿，编纂谈话录或记录文献……这些为歌德文学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也为歌德后来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德意志帝国时期：

　　歌德传播的第一个“高峰”

　　德意志帝国时期（1871—1918）是歌德传播史上第一个重大发展时期，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歌德在这一时期被“神化”，并逐渐成为德国文化的象征。这是时代需求与德国政府推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1871年，德国结束长期的分裂状态实现统一，建立起德意志帝国。“歌德成了时代选择的德意志民族精神之父”，对歌德的传播从此上升到国家层面。

　　这一时期，对歌德的传播和接受，无论是力度、规模还是形式，都是前所未有的。首先，在整理、出版歌德作品方面，取得了重大而影响深远的成果。比如，出现了多个版本的歌德全集。其中最突出的版本是所谓的魏玛版又称索菲版的歌德作品、书信和日记全集，该版本在1887年至1919年间出版，共133卷，后扩展为143卷，是“迄今为止内容最完整的歌德标准版本，且至今无可替代”。

　　其次，大量“正面”研究、阐释、解读歌德及其作品的成果出版。以《浮士德》为例，在“1832—1870年间的政治性《浮士德》批判达到顶峰”，但在1870年后，浮士德的人生际遇被认为与德意志帝国的扩张相契合，对浮士德解读发生“彻底转向”，《浮士德》升格为德国民族史诗。19世纪80年代后，歌德传记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仅1875—1914年间，就出版了超过200部歌德传记。

　　最后，出现传播歌德的新形式。一是在大学开设歌德讲座，其中最有名的是，1874—1875年冬赫尔曼·格林在柏林大学开设的歌德讲座。第一讲中他提到：“数千年来，有一种学问以荷马为名，其传承从未中断；数百年来，有以但丁、莎士比亚为名的学问；如今，也将有一种以歌德为名的学问。他的名字早已不只是指代某个人，而是象征着一个完整的知识领域。”格林的讲座满足了当时德意志帝国对精神力量的追求，因此受到了普遍重视和广泛欢迎，整理发表之后多次重版。二是开始对歌德的生活遗存（故居）进行保护。1885年，歌德故居被改建为歌德故居博物馆。三是出现专门性传播、研究歌德及其作品的机构。1885年，以歌德书稿、藏品为基础的歌德档案馆建立，数年后扩建为歌德—席勒档案馆。1886年6月20日，歌德学会在魏玛成立。首任会长为德意志帝国法院院长、德意志帝国国会主席爱德华·西蒙。在歌德学会成立大会上，赫尔曼·格林作了题为“歌德为我们的时代服务”的演讲。在传播歌德外在形象方面，则出现了普及性的、大众化、对识字率没有很高要求的传播形式，如出现了歌德纪念邮票。

　　通过以上传播方式，歌德在1870年后被奉为“数百年间无与伦比的人物”，被称为诗歌界的“奥林匹斯山神”。

　　1919—1945年：歌德传播的普及化

　　1919—1945年，德国先后经历了魏玛共和国、纳粹德国。这一时期，歌德传播开始普及化。

　　1918年，德国爆发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度后，新建立的临时政府选择在歌德和席勒长期居住的魏玛小城召开国民议会，这次国民议会产生的德国历史上第一个议会制民主共和国，被史学家称为魏玛共和国（1919—1933）。这座魏玛小城因歌德而扬名，同时歌德也因魏玛共和国而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纳粹德国时期，纳粹党一方面于1933年5月在德国全国大城市发起焚烧进步书籍的暴行，另一方面将自己“打扮成德国文化的保护者、继承者”，表现出重视歌德、席勒等文学家的姿态，仍出版他们的作品，保护他们的故居和博物馆，演出他们的剧作。据统计，1936—1937年、1937—1938年，在全德演出的歌德戏剧分别达到444场、973场。曾主管过纳粹意识形态的阿罗森伯格称歌德是：“德意志方式和气质的最伟大最全面的代表者和保卫者。”

　　但是，纳粹党在传播过程中对歌德的解读严重扭曲，“他们推崇歌德是要把歌德涂抹成民族社会主义的先驱”，“法西斯的德国成了歌德理想中的国家”。此外，在纳粹德国时期，歌德学院发展迅速，至1943年10月，歌德学院分校不仅几乎遍布整个欧洲，甚至远及阿根廷等国。

　　二战后分裂时期：

　　歌德传播的第二个高峰

　　二战后，在分裂的德国，歌德再次成为时代的选择，歌德的传播迎来第二个重大发展时期，其显著特点是对歌德作品的广泛援引。

　　1945年5月纳粹德国战败，国土被美、苏、英、法四大盟国分区占领，其中美、英、法占领区统称为西占区（1945—1949），苏联占领区称为东占区（1945—1949）。与此同时，因战争的破坏，德国到处残垣断壁，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这种状况加剧了纳粹信仰坍塌对人们思想带来的影响，无论在西占区还是东占区，社会上充斥着痛苦、绝望、期待等情绪。由此，对于两个占区当局来说，激励、引导德国民众参与当地的重建就成为需要面对的重要任务之一，歌德等历史文化名人不约而同地被两个占区当局视为实现这一任务的有力工具。“在战后最初的几周和几月里，寻找‘可作为文化重建运动基础的合适文化偶像’是一项微妙的任务。只有少数知识界英雄能被毫无争议地接受，歌德便是其中领军人物。在东西德，德国人都将他视为‘未受战争摧残的本土天才典范’。”“由于全球都有歌德学会……德国人可以确信，西方世界认可他们所选的这一文化偶像。”于是，“1945年后，歌德在德国的两个部分经历了一场独特的复兴”，这场复兴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

　　传播歌德的方式在东、西占区基本相同，大量援引歌德及其作品成为这一时期传播歌德的主要形式。可以说，“对歌德的援引已远远超出其作品在文学艺术层面的意义，它成为了一种与德国人真正的、本质的人文主义传统的联结（只不过双方对此的解读各不相同）……歌德被赋予‘托词’功能，成为两个德国，重塑受损民族自我意识的重要载体之一”。这一时期被称为“德国国内对歌德及德国古典文学推崇的巅峰时期”。

　　在西占区，著名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在其1946年出版的《德国的浩劫》中，呼吁以歌德等德国历史文化名人来激发、恢复德国民众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在东占区，“最初传播的歌德形象凸显其‘德国性’，核心作用是证明德国的过去并非野蛮”，后来，歌德又被塑造成特定的反法西斯民主偶像，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

　　1949年是歌德诞辰200周年，东占区将1949定为“歌德年”，当年3月至8月，在魏玛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歌德的活动。3月21—22日，在魏玛国家剧院举办了一次德国青年歌德纪念会。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后来的民主德国第一任总理奥托·格罗提渥也出席了这次纪念会，并以歌德诗句中的一句“不做铁砧，就做铁锤”为题目作了报告，号召德国青年向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歌德学习。东、西占区当局对歌德的传播，使“被天灾人祸折磨不堪的柏林人依然充满热情地一波波涌向每一场关于歌德的报告和讲座。报告厅总是太小，为了争夺进去的位置，人们真的会打起来”。

　　1949年，西、东占区先后成立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下简称“西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东德”）。争夺德国历史文化遗产所有权成为双方争夺德意志民族继承者身份和维护自身合法性的核心。在双方的竞争下，东、西德对歌德等历史文化名人的传播活动进一步加大。东德在歌德诞辰或去世的特殊纪念年份上有所创新，设立了纪念“歌德年”。西德在对外传播德语和德国文化方面对歌德的利用进一步扩大。比较突出的是，1951年西德重新建立了在1945年12月被关停的歌德学院，“新生”的歌德学院从恢复对外德语培训开始，逐渐扩大到对外传播德国文化，1961年正式承担西德对外文化宣传活动。歌德学院成为德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最重要机构，今日依然如此。

　　通过对歌德去世后在德国传播史的简述可以看出，歌德的传播状况受到时代需求和政府推动的影响，在传播过程中他从著名文学家成为了德国文化的象征，同时也增强了德国的文化认同，成为德国历史连续性、文化连续性的共同载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