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沂蒙地区的沂蒙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建设的奋斗历程中和沂蒙人民爱党爱军的坚定信念中。

　　沂蒙精神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的革命实践中。近代以来，沂蒙地区曾经屡遭列强和封建势力的压迫。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沂蒙地区的传播，沂蒙人民的武装斗争才有了更加坚定的斗争方向，为抗日战争的开展积蓄了力量，也为沂蒙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深厚土壤。

　　在民族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率先倡导并积极推动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为取得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抗战全面爆发初期，山东地区的党组织顺应人民群众保家卫国的强烈愿望，高举抗战义旗，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并依靠土枪土炮这些最为简陋的武器，英勇战斗，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以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历史资料显示，全面抗战爆发的一年里，山东党组织发动领导数十起抗日武装起义，对敌作战100余次，攻克县城15座，消灭大量日伪军。尤其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后，指挥各部队配合地方党政机关发动组织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按照毛泽东同志“派兵去山东”的指示，1939年3月，八路军第115师主力挺进山东，不久进入沂蒙。在6年多的时间里，115师在沂蒙山区纵横驰骋，英勇斗争，为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其始终如一的使命担当，领导沂蒙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御外侮，在沂蒙大地推动形成党政军民“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老少，一致亲密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同仇敌忾，英勇对敌的局面。

　　沂蒙精神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建设的奋斗历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出发，在领导开展革命斗争的同时，保障民主权利，组织生产劳动，开展文化教育，实施卫生防疫，切实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1940年，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在沂蒙地区制定颁布党的历史上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实行民主选举，推动沂蒙人民在政治上的翻身解放，使得基层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为改善群众生活、提高群众生产积极性，发挥了极大作用。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把党的政策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真正结合起来，减租减息发展生产，鼓励群众开垦荒地，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春耕期间则分片帮助群众耕地、送粪、锄草、拉犁，使得“广大贫雇农和佃户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亲身体验到共产党是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八路军是真正为人民利益谋幸福的军队”。

　　艰苦的自然条件、长期的战争环境，使得沂蒙人民生活贫困，文化相对落后。沂蒙党组织将群众教育与生产劳动和抗战任务有机融合，在教学内容上做到了紧密配合战争形势、政治活动和生产运动，在教学方法上则灵活多样、讲求实效。庄户学、冬学、识字班、夜校、读报组，沂蒙党组织结合实际开展的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成为党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的缩影和典型代表，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在严酷战争环境下的创举。

　　抗战时期的沂蒙根据地，医疗物资奇缺，缺医少药的问题长期存在，各类疾病、疫病易发多发且持续蔓延。每当疾疫发生时，根据地政府就从部队和地方医院调集医务人员组成防疫队、医疗队，深入疫区为群众防病治病，同时进行防疫知识的宣传、加强环境卫生整治，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专项经费，想方设法购买疫苗和药品，加强医疗技术力量，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这种关乎生命和健康的切身体验，于潜移默化中密切了党群军民关系。

　　沂蒙精神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沂蒙人民爱党爱军的坚定信念中。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始终把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作为初心和使命，以实际行动赢得了沂蒙人民发自内心的情感回馈。当时山东八路军的主力有70%来自沂蒙地区。沂蒙人民踊跃参军参战，奋勇杀敌，涌现出渊子崖保卫战、“四儿一女上前方”等英勇事迹和“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生动局面。沂蒙根据地的妇女们积极拥军支前，磨军粮、缝军衣、做军鞋，倾其所有支援前线。她们毫不犹豫拆下自家的门板做担架，让出自己的婚房为报社做印刷所，冒着生命危险救护八路军伤员，忍痛牺牲自己的骨肉却全力哺育革命后代，使“沂蒙红嫂”“沂蒙母亲”这样的称谓成为沂蒙革命老区熠熠生辉、感人至深的精神标识，丰富了沂蒙精神的“根”与“魂”。抗日战争时期，沂蒙人民毁家纾难，不计个人得失，将热血和生命奉献给了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事业，用大义壮举诠释了对党的无比忠诚和高度信任。

　　以“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为基本内涵的沂蒙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沂蒙广大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壮阔进程中逐渐形成的，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求解放、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彰显了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赢得人民生死相依的“双向奔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人类瘟疫史”（21&2D24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