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创造并不断发展的先进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与最独特的精神标识。红色文献是红色文化的核心载体，是记录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理论创造与精神演进的文本总和。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必须充分激活红色文献的当代价值，切实将静态的馆藏文献、历史文本转化为塑造人格、指引行动的动态精神力量。具体来说，可以从保护整理、理解阐发、传播转化三个维度着力。

　　红色文献亟待保护与整理

　　保护与整理，是一项关乎红色文献存续与利用的基础性工作。只有筑牢这一物质根基，确保红色文献真实完整，党的历史叙事和意识形态建设方能拥有取之不尽、信而有征的素材。

　　红色文献是革命实践的物质参与者。以《新青年》杂志为例，1915年创刊的《新青年》，以63期的篇幅持续播撒火种，“马克思主义专号”“列宁专号”把科学社会主义从书斋搬到街头，成为一代青年走向革命的动员令。红色文献还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条件与斗争状态。从中央苏区时期以竹、草为原料造就的粗粝“土纸”，到延安时期泛着黄绿的马兰纸出版物，再到解放战争后期逐渐出现的白纸印刷品，纤维由杂到纯、墨色由淡到浓，文献物质形态的演进，不仅勾勒出党领导人民从山沟走进城市、从被围剿者转为执政者的历史轨迹，也反映着生产能力与传播范围的质的飞跃。

　　当前，红色文献的保存面临诸多问题：部分纸质文献因年代久远、保存条件有限而亟待抢救；散存于各地、各部门的文献资源尚未完全实现系统整合与共享等。因此，必须在红色文献的保存与整理方面下更大功夫。一方面，要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对红色文献进行抢救性保护。要运用数字化扫描、脱酸修复、恒温恒湿存储等现代科技手段，及时抢救濒危文献，建立国家级红色文献档案数据库，确保其物质形态的存续与信息内容的备份。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系统化与协同化整理，加快建立红色文献资源的协同整理机制，对文献进行全面的普查、编目、鉴定与分级。在此过程中，应注重考证史实、厘清脉络，建立权威、准确、相互印证的文献资源体系，为意识形态叙事提供坚实、不可置疑的原始依据。

　　做好红色文献的“精神解码”

　　红色文献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与社会环境，对它的解读阐释，不能简单停留于内容的复述，更重要的是要进行“精神解码”，深入挖掘文字图像等物质载体背后的历史事实和精神价值，了解清楚先辈们是怎样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深层逻辑。

　　对红色文献的解读与阐释存在“学术话语”与“生活话语”两种叙述方式。学术话语立足于严谨的史料考辨与理论分析，注重历史脉络、概念体系与思想深度的构建，旨在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学理认知。生活话语则更侧重于情感共鸣与实践关联，通过故事化叙述、日常化表达与价值传递，将文献精神融入大众记忆与社会认同。二者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共生：学术研究为解读提供坚实根基与思想高度，生活化阐释则架起连接历史与当下、理论与群众的桥梁，共同推动红色文化在理性认知与情感认同中实现代代相传。

　　要统筹抓好红色文献的两种叙述方式，既要对红色文献进行精准的学理阐释，又要将文献中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化为贴近现实、呼应关切的生活逻辑与情感逻辑，切实增强红色文献的时代感染力。

　　丰富红色文献的传播形式

　　丰富红色文献的传播形式，是推动其蕴含的精神力量超越文本、融入时代、扎根人心的必由之路。只有通过广泛的传播、宣传，红色文献背后的精神内核才能真正成为社会普遍意志，红色文献才能在回应时代课题、解答现实困惑中真正焕发新生，成为凝聚人心、激励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得益于现代技术的发展，红色文献的传播形式丰富多彩。一方面，借助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数字展馆等技术，通过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红色文献日益成为鲜活的现实体验。另一方面，纪录片、短视频、动漫、影视剧、舞台艺术等传播媒介正将红色文献中的历史事件与人物故事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生动叙事。同时，红色主题研学路线、文创产品、线上知识竞赛等互动式、参与式的文化实践，让静态的历史文本融入动态的生活中，进一步深化了红色文献“阅读者”对红色文化的认知和情感共鸣。

　　通过构建立体化、动态化、沉浸式的现代传播体系，红色文献能够打破时空与认知的隔阂，将那些跨越时代、具有永恒价值的思想内核、精神元素和人性光辉转化为现实生活的实践准则，成为激励、指导我们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行动指南。具体而言，就是要将红色精神细化、具体化为在不同领域、不同岗位可参照、可操作、可评价的行为指引、职业规范与价值标准。例如，将《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诞生过程中的“建党精神”转化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创业精神；将延安时期整风文献中的“延安精神”转化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改革开放重要决议中的“改革开放精神”转化为敢闯敢试、勇于开拓创新的勇气。只有当红色文献中蕴含的精神力量，真正内化为个体的价值追求，外化为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自觉行动时，红色精神的塑造才算是真正完成了从“知”到“情”再到“意”与“行”的完整闭环，实现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最终目标。

　　对红色文献的保护整理、理解阐发、传播转化本质上是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完成价值传承与时代创新的辩证统一。在当代实践中，我们既要保持对历史文本的敬畏之心，挖掘传承精神内核；又要秉持创新发展的时代自觉，拓展其表现形式。红色文献必将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传承红色基因夯实根基。

　　（作者系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