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纪念设施”类革命文物承载着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和英雄事迹，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物质载体。在革命老区沂蒙，留存的大量烈士纪念文物不仅镌刻着那段烽火岁月的历史印记，更孕育和凝结了“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沂蒙根据地的烈士纪念文物

　　中国共产党自革命战争时期起便高度关注烈士的纪念与精神的传承。在沂蒙根据地，这种纪念行为与革命战争同步发生，成为红色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筑类烈士纪念文物是沂蒙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一类物质记忆载体，抗日战争时期即开始修建，形式简约质朴，但蕴含的情感深沉厚重。始建于1942年的抗日山烈士陵园纪念塔，最初旨在纪念“青口十八勇士”英雄群体和八路军第115师教导二旅自抗战以来牺牲的战士，留下了深具历史象征意义的碑塔遗迹。鲁中革命烈士陵园（原名万松山烈士陵园）于1943年7月开始施工，次年2月基本落成，以褒扬和纪念鲁中军民“七载征劳如一日，英雄百战无倦容”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辉煌战果、鲁中军区英雄儿女的前仆后继与浴血奋战。1944年，为纪念渊子崖保卫战中死难的烈士，滨海专署在该村北面的山岭上，用紫红色巨石建立了一座六角七级纪念塔。这类纪念设施皆以纪念烈士、鼓舞人心为核心功能，实现了政治仪式与公共空间的深度融合。

　　文献类烈士纪念文物是烈士纪念体系中最具符号传播力的部分，主要包括碑文、铭文以及领导人题词等。如渊子崖烈士纪念塔，沭水县参议会题词“云山苍苍，沭水泱泱，烈士之风，山高水长”。在始建于1949年4月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纪念塔上不仅镌刻着山东省人民政府建塔碑文“此种伟大的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其丰功殊勋，铭印在我们千百万人民的脑海里，子孙万代永世不忘”，还汇集了朱德、刘伯承、任弼时、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题词。朱德题词“为了这个战争而死是光荣的”，刘伯承题写“为人民事业而死无上光荣”，中共鲁中南区党委题写铭文“他们的热血助燃了人民战争的烈火，他们的忠魂激发了爱国主义的正气”。这些题词赋予了纪念文物以国家叙事的权威力量，并被广泛传播，引入教科书、展板、讲解词等教育体系，成为历史记忆再生产的重要载体。

　　烈士纪念文物与沂蒙精神

　　烈士纪念文物不仅见证历史，更承担着传播沂蒙精神的物质载体功能。沂蒙精神是革命历史凝练成的精神成果，是革命历史的升华与延续。深入阐述烈士纪念文物，不仅可以还原具体历史，也是沂蒙精神的真实见证。

　　烈士纪念文物是“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战争共同体的真实写照。烈士纪念文物不仅是对逝者的缅怀，更凝结了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群、军民、干群之间的深厚情感。鲁中革命烈士陵园铭刻的1885位烈士英名背后，是成千上万普通群众的支前与牺牲。这些设施不仅铭记个体英勇，也书写了集体牺牲与忠诚的精神史诗。从情感史的角度来看，“党群同心、军民情深”绝非停留在沂蒙精神的抽象表达层面，而是通过诸多物质文化遗存中的符号、语言与形象被深深铭刻下来，成为革命岁月里可被感知与再现的情感证据。

　　烈士纪念文物是“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契约。如果说“党群同心、军民情深”强调的是党群、军民、干群之间的信任与协作，那么“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则体现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情感融合与命运联结。在革命战争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沂蒙人民不仅送子、送郎参军参战，更在危难时刻与革命队伍生死与共。在渊子崖保卫战中，渊子崖村民以原始简陋的武器同装备精良的千余日伪军血战一整天，打死日伪军100余人，自卫团成员和群众147人在搏斗中壮烈牺牲。随后修建的六角七级纪念塔，成为展现沂蒙人民为了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不惜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大无畏精神的象征，毛泽东称其为“村自卫战的典范”，渊子崖也被誉为“中华抗日第一村”。这些行为不仅在革命史中熠熠生辉，也通过纪念设施得以恒久留存，构建起空间、记忆与情感的多重场域。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与传递，正是“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精神契约的生动写照。

　　烈士纪念活动与沂蒙精神记忆

　　依托上述形成于革命战争时期的烈士纪念设施，沂蒙地区的烈士纪念活动逐步制度化、常态化，成为国家记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烈士纪念文物的功能也从单一的缅怀空间走向集体教育与价值引导的重要载体。

　　烈士纪念仪式性活动强化沂蒙精神记忆。新中国成立后，英雄烈士纳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体系，成为政治文化秩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清明节、公祭日等时间节点，沂蒙各地广泛开展纪念仪式与活动。通过国家、地方与群众三级联动的纪念仪式，历史记忆得以再现，政治认同持续强化。

　　教育实践性活动传承沂蒙精神记忆。烈士纪念设施依托英烈革命事迹而建，是传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对参观者具有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每一处纪念设施背后都凝结着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铭刻着革命先烈的英勇壮举。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深化的进程中，沂蒙烈士纪念设施逐步被纳入红色教育资源体系，成为理论教育与实践场域融合的重要空间。烈士陵园等纪念场所通过功能拓展，实现了从物理性纪念场域向具身化教育空间的转型。

　　沂蒙根据地的烈士纪念设施展现出的沂蒙精神，不仅是历史情感的共鸣，也构成了当代社会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通过纪念建筑、碑铭与制度实践，烈士纪念文物完成从物质空间到情感场域的转化。在情感史与记忆史的交叉视野下，烈士纪念文物不仅是文化遗产，更是理解与认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场域。

　　（作者系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临沂大学山东革命根据地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