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郭沫若梳理明末历史，认为李岩与红娘子逸事 “是极好的小说材料”，多次表示想将其搬上戏剧舞台。虽然郭沫若最终没有写出剧本，但解放区涌现的一系列以甲申史事为题材的戏剧，对他念念不忘的李岩事迹进行了“再创作”。20世纪40年代末，郭沫若确立“以人民为本位”的历史人物研究标准，对李岩的思考亦发生从“悲剧性”到“人民性”的变化。继承与转化传统资源是革命文艺运动中的重要问题，《甲申三百年祭》及其衍生的“甲申史剧”为之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历史上的李岩形象

　　1944年3月，重庆《新华日报》连载了郭沫若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该史论在抗战语境中引发广泛关注，也激发了诸多争议。而郭沫若自己在创作时最关注的是士绅文人李岩，据他自述，写《甲申三百年祭》源于偶得《剿闯小史》古抄本。他因读史萌发创作欲，想把书中提到的李岩、红娘子事迹搬上戏剧舞台。从《甲申三百年祭》的内容来看，全文重心的确落在李岩，相关论述约占全文七成。郭沫若在撰文前，还特意致信翦伯赞问询李岩相关的史料。在文章末尾，他将目光聚焦李岩形象的悲剧意义：“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 

　　郭沫若认为，李岩陷入了传统文人的普遍困境。《甲申三百年祭》开篇描述明末朝政腐朽，而大灾荒更是加剧了民不聊生的处境。李岩“夹”在官民之间，他是出身仕宦家族、获得功名的士绅精英，却同情民众、捐资赈灾，竟遭诬陷入狱。郭沫若在文中分析了李岩的内心矛盾，认为他本人并不甘心落草，但被救出狱后走投无路才做了农民军的谋士。他促使李自成明令军纪、树仁义之师形象，不为胜利所陶醉，却被佞臣害死。郭沫若感叹李岩之死未免太早，充满了悲剧性。有当代研究者认为他是借李岩事迹浇胸中块垒。从“代入”李岩而言，对于李岩的悲剧命运，郭沫若的文章提出了困惑，但并未给出解决方案。

　　李岩事迹的演绎与再造

　　《甲申三百年祭》广受关注，解放区纷纷印发单行本，催生了一批历史剧，主要有《甲申记》《闯王进京》《九宫山》《红娘子》（有邓泽、石天两版）、《小仓山》《李闯王》《北京四十天》。这些历史剧采取话剧、京剧、评剧等多种演剧形式，均涉及李岩事迹。

　　甲申史剧讲述李岩与红娘子的故事各有侧重。《小仓山》、两版《红娘子》重点落在李岩投闯王前，除讲述李岩与红娘子的相遇相知，还包括李岩放粮、与官府斗争等内容。《闯王进京》《李闯王》《九宫山》《北京四十天》以李自成及其政权为主体，多讲述李岩投闯王后的故事。从编织故事的角度来看，《小仓山》、两版《红娘子》紧扣郭沫若所谓“小说材料”。

　　在《甲申三百年祭》和当时流传的史料中，只简单提及红娘子的身份，给文学创作留下了推进空间。几部甲申史剧均补充了红娘子的身世细节，强调她勇于抗争的精神。《小仓山》里，红娘子的父亲红二因交不起人头税被带到官衙审判打死，她满腔愤恨，为父报仇。石天版《红娘子》异曲同工，邓泽版《红娘子》则讲述红娘子到李府求救的故事。

　　正如郭沫若所认为，李岩、红娘子的爱情传奇适合搬上舞台，两版《红娘子》都重点设置了红娘子讲理的桥段。李岩被官府陷害下狱，红娘子率众搭救。但李岩一再犹豫，认为自己是官宦之后、举人身份，即便出狱也不能与绿林山寨为伍。红娘子痛斥官府无道，动情陈述家史与民间疾苦，终于令李岩认识到只有起义才能解救饥民，二人也结为志同道合的伴侣。

　　通过戏剧舞台的生动演绎，红娘子对李岩的争取既有家国大义，也有儿女情长，草莽平民对士绅贵族的改造是感化的团结，显得入情入理、寓教于乐。在这些剧作上演的当年，石天版《红娘子》就创下了惊人的演出纪录，直接让一些剧院摆脱经济困境。邓泽版《红娘子》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旧戏改造的优秀剧目，全国各地的剧院、剧团争相排演。

　　“以人民为本位”的评价标准 

　　对于先后问世的甲申史剧，郭沫若非常关注：“我本来想把李岩写成剧本的，但没有成功。已经有好些朋友把《甲申三百年祭》写成剧本了，可以省得我费事。”（《历史人物·序》）他对李岩的思考也一直延续，在1946年写下《关于李岩》。在文章中，郭沫若重提《甲申三百年祭》，但对李岩的评价发生了变化，认为他投入闯军不是被逼无奈，而是势所必然，“思想上一定是有相当准备的”。

　　1947年，郭沫若结集论著《历史人物》，收入《甲申三百年祭》《关于李岩》，他在序言中又花了近一半篇幅谈到李岩：“我们对他的重要性实在叙述得还不够”，“我们可以坚决地相信，他一定是一位怀抱着人民思想的人，须知他是主张‘均田’的。唯其这样，所以他能够与李自成合伙，他的参加农民革命是有其思想上的必然性”。20世纪40年代末，郭沫若的历史人物研究已成规模，评价标准也趋于清晰，即“以人民为本位”。他认为李岩正是这一标准的化身：“这个人我们不要看他只是一位公子哥儿的读书人，而是应该把他看成为人民思想的体验者、实践者……在思想史上也应该有他的卓越的地位的。” （《关于李岩》）

　　文人知识分子是否可以摆脱悲剧的宿命？1947年的郭沫若不再执着于李岩之死，转而认知其思想意义。在他看来，李岩身上同时存在帝王思想与人民思想，经过思想的斗争，他终于摆脱皇权的制约，站在人民的立场去创造历史，足以光耀后世、启发后人。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提出对李岩命运的追问，经由甲申史剧“再创作”，以及他自己对李岩以及屈原、王安石等历史人物的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末终于找到了答案。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