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流亡日本近十年的郭沫若回到祖国。对日本有着深刻了解的郭沫若清楚地知道，中国战胜日本的关键在于能否动员全体民众投身抗战，只有全民抗战，才有希望获得胜利。因此，如何利用文艺进行民众动员，成为抗战时期郭沫若持续思考的问题。归国前夕，郭沫若曾向友人袒露自己回国后的首要任务是动员民众。在他看来，相比其他文艺形式，唯有演讲才是鼓动民众抗日最直接、最有效的武器。自归国伊始，郭沫若即现身于各界团体的各种聚会，积极发表演说，剖白自己别妇抛雏、回归祖国的坚定意志，表示自己愿意鞠躬尽瘁，鼓舞各界民众“抗战到底”。作为文化界领袖，郭沫若身体力行，为唤起民众不遗余力，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以抗战演讲唤起民众

　　郭沫若认为自己身负唤起民众的使命，他的抗战演讲主要围绕三个主题展开：一是利用自己对日本社会长期深入的了解，有预见性地剖析敌我形势，鼓励民众克服悲观情绪，树立必胜的信念；二是极力鼓动后方民众众志成城，出钱出力支援前线，在后勤物资方面保障抗战的进行；三是以文艺界抗敌领袖的身份，号召“一切文化活动都应该为抗战服务”，带动文艺界为抗战出力、出作品，提供精神力量的支持。

　　郭沫若对于中日社会皆有深刻认识，他对中日战争形势的预判十分准确，他的演讲特别能够激励民众、鼓舞士气。1939年1月7日，他在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重庆分会的欢迎会上作了《日本在崩溃途中》的演讲，准确而详尽地分析了日本当时资源匮乏、内部矛盾分裂以及反战情绪高涨的处境，断言日本的侵略战争必定失败。这次演讲让听众知晓敌我力量的彼消此长，提振了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他还在纪念“一·二八”抗战的大会上提出，日本的失败在于忽略了中国民众的力量，十九路军和第五路军诚然英勇善战，然而胜利也有赖于上海民众和国内外同胞的一致声援和资助，是军民紧密合作的结果，民众的合作才是制胜的法宝。

　　郭沫若坚定认为，“战时文化人的职责当与前线将士无异”，对此主张他身体力行，回国后立即奔赴淞沪前线，慰问、鼓励抗日将士。1937年9月11日，他在国际电台作《抗战与觉悟》的演讲，呼吁全国民众认定“抗战是我们中国唯一的出路”，只要“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充满激情和自信的演说给民众以莫大鼓舞。

　　郭沫若的一些抗战演讲经过记录整理，发表在当时的《新华日报》《大公报》和《中央日报》等报刊上。他的演讲大多为即席演说，没有文稿流传下来。至于当时演讲的情形，只能通过亲聆者如田汉、阳翰笙等人的回忆才可隐约想见。这些当事人在回忆中提到，郭沫若兼具革命家与诗人的气质，他演讲的声音很大，也很有节奏，略带四川口音，热情而中肯的语调扣人心弦。有时他会在演讲中用力举起右臂，似乎要发起冲锋的号角，使人感到筋肉紧张。他的演讲真诚投入，具有不容置疑、压倒一切的气势，讲至激动处，常被观众热烈的掌声打断。

　　演讲最重要的是现场效果，也就是群众的反应。郭沫若的演讲无疑具有极佳的现场效果。他每次演讲大家都奔走相告，会场内外挤满了人，听众随着他的演说心潮澎湃，热血上涌。不唯如此，郭沫若的演讲还有着强大的现场效果。听罢他劝募的演说，听众们往往现场慷慨解囊，为抗日踊跃献金。而对于广大青年来说，这些演讲还产生了更为久远的影响，如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刘白羽、周而复等人都曾坦言，郭沫若的抗战演讲对于他们终生的事业和理想产生过重要影响。由此可见，郭沫若的演讲不仅能够促使听众对演说动员的内容付诸行动，还能激发青年人昂扬斗志。

　　抗战期间，郭沫若在各种游行集会、纪念会和座谈会上演讲近200次，仅在广播电台发表的抗日演说就有17次之多。这些演讲对于树立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念作用显著。

　　以演讲组织抗日宣传

　　除了发表演说传播必胜的信念，郭沫若在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期间，还组织了大量的抗日宣传活动。他领导成立了抗敌宣传队、抗敌演剧队、电影放映队和孩子剧团，并带领他们奔赴前线各地，给予前线战士和后方民众实实在在的慰问和鼓舞。他还邀请日本反战人士绿川英子、鹿地亘等开展对日广播演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各种文艺汇演、劳军慰问、劝募公债和献金活动中，郭沫若常常担任主持并发表演说。1938年，他策划“抗战扩大宣传周”，取得了空前成功，一连七天的宣传活动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题，郭沫若先后上台演讲六次。他激情澎湃的演说激发了武汉三镇民众抗日情绪的高涨。另一次影响巨大的活动是他力排众议一再坚持的“抗战一周年献金运动”。郭沫若演说过后，市民参与献金出乎意料地踊跃，最终募捐超过了百万元。他代表第三厅立即将部分捐款购买了十辆大卡车，满载抗敌宣传队和演剧队员，奔赴前线宣讲、演出以慰劳抗日将士。

　　郭沫若具有极高的学术素养和文化修养，但他深知动员民众需要的不是什么高深理论和卓越艺术，而是真诚的态度、通俗的语言和情绪的共鸣。他坚信文艺要为抗战服务，因而主张一切文艺必须通俗化、大众化，尽量多产出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成果。在郭沫若的亲身垂范和演讲激励下，越来越多的文化人投身抗战，他们纷纷奔赴前线劳军慰问，或在后方宣传鼓舞民众。由于郭沫若的感召，为数众多的文化人奔波在前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文化抗战的旗手，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人民本位”的演讲思想

　　虽然公论郭沫若是一个演讲的天才，但他的演讲能力其实也有一个习得的过程。郭沫若曾经回忆早年为中华学艺社作过一次失败的演讲，后来才在反复练习中逐渐识得演说的门径：首先要自信，要有压倒一切的气势；其次声音要宏大，语句要简单，道理要果断，说话要有抑扬顿挫，要先抑而后扬，而且演讲不要贪长。郭沫若的演讲整理成文字稿，篇幅往往只有数千字，大约控制在一二十分钟内讲完。这些演讲真正做到了观点鲜明，逻辑清晰，声情并茂，从而极富感染力和说服力。他反对单纯地卖弄演讲技巧，认为那样虽然能取得好的现场效果，可是空洞的内容于听众无益，所以他的演讲向来以真诚著称。面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他还会主动调整演讲策略，贴近接受对象的心理需求，主动拉近与听众的距离。在面对普通民众时，他的演说词亲切直白，绝不卖弄学问。他常幽默地自称“兄弟”，从不居高临下。郭沫若面对民众时的真诚和用心，是他抗战演讲大为成功的关键所在，而他的社会威望和人格魅力又为其演说增光添彩。 

　　郭沫若在北伐时期即投身革命，具有极为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曾经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南昌起义时任前敌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此后一直以中共秘密党员的身份进行活动。1940年后，国民政府对左翼文化人士的社会活动多方限制，颁布了非常时期取缔集会演说的法令，由警察机关控制并密切监视群众集会和演说。1941年4月，大学生张悲鹭邀请郭沫若到重庆大学作关于《屈原》的演讲。尽管演讲主题与政治无涉，有关当局却如临大敌。演讲当日清晨，学生们因张贴海报与特务发生冲突。散场后同学们怕郭沫若遭遇危险，一直护送他回到赖家桥的寓所。而邀请郭沫若演讲的学生张悲鹭竟然遭到开除，并被限令三天内离开重庆。

　　抗战中后期，客观环境的严苛和活动范围的限制，迫使郭沫若将工作重心从演讲转移到了历史剧和学术研究上，可是“动员民众抗战”始终是郭沫若萦绕于心的问题。这种关切也内化在他的历史剧创作和学术研究之中。他在对儒家、墨家的研究中阐释“人民本位”思想，他在剧作《屈原》里高喊“把人当成人”。受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1944年后郭沫若逐渐以“人民”概念取代“民众”这一称谓，进而在演讲中呼吁“向人民大众学习”，呼唤 “人民的文艺”。他在抗战动员的长期思索中，在运用文艺动员民众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完成了文学观和史学观向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转变。

　　郭沫若的抗战演讲不仅起到了动员民众抗日的作用，而且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抗战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值得我们当代人回顾和传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