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究竟有多古老？这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多年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基于中华文明自己的概念体系及对史料的研读，提出中华文明八千年信史的观点。2025年，他出版的《文明论》则是对中华文明理论的系统重建。为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本报记者邀请冯时进行多维度多层面的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

　　厘清中华文明的脉络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文明”是中华文化的固有概念，且中华文明体系里“文明”和“国家”完全不同，探讨中华文明起源不等于探讨国家起源。那么结合《易传》《尚书》以及金文资料，中华“文明”一词的核心内涵究竟是什么？

　　冯时：“文明”一词并非西来，而是中华文化的固有概念，早见于《易传》及《尚书》。西周康王世的大盂鼎铭文称国家的建立为“作邦”，并不叫文明，显然，在中华文明的概念体系中，文明和国家完全不同。这意味着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等于探讨国家的起源，这是我们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

　　既然中华文明的“文明”概念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那么确定这一内涵对于重建中华文明的理论及文明信史就至关重要。《尚书·舜典》：“濬哲文明，温恭允塞。”这里的“文明”是在形容虞舜其人，谓其有深智大德，况金文的“哲”字本或从“德”表意，故“文明”限指文德是非常清楚的。而《易传》六次谈到“文明”，或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以天文作为文明之源。或曰“其德刚健而文明”，或“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之”，或“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或“内文明而外柔顺”，以文明本指内修之德，而德之内涵为信。或曰“文明以止，人文也”，不仅以文明可扩大而指典章制度及其所体现的知识和思想，更强调了知识与思想的不变传承。凡此皆不具有单纯的技术标准，这便是中华“文明”一词的内核。唐人孔颖达《周易正义》解“天下文明”即“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所以“文明”即言文章，意即文德彰著。文德修养淳厚才能彰著于外而见威仪，古人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说文》：“彣，也。”“，有文章也。”阐述的都是修德以成文明的思想。《论语·八佾》引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即此之谓。当然，以文德化人就是文化，这是中国先贤的传统理解。

　　明确了“文明”的基本概念本即文德彰显，便知中华文明本质上强调的就是人的文明。理由很简单，人类文明的社会必须是由文明的人所建立的，有了个体的文明才能形成群体的文明，进而形成社会的文明，文明的社会是不可能靠野蛮的个体建立完成的，这就是中国先贤对文明的思考逻辑。

　　那么，如何成就文明之人与文明社会呢？道德的作用至关重要。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知识的推动，人伦秩序也需要礼的约束。所以，中国先贤以道德为成人之本，以知识为立身之本，以礼仪为治世之本，成就了中华文明的“三要三本”。

　　《中国社会科学报》：既然中华文明本质上强调人的文明，能否具体谈谈中国先贤提出的“三要三本”是如何支撑起中华文明的发展逻辑的？

　　冯时：假如文明不指国家，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以国家的历史限制对文明信史的溯源研究。中国最早建立的家天下王朝为夏，文献于此言之凿凿，考古材料与出土文献也可证明这一点。夏王朝的建立距今四千年，这显然不是文明诞生的时代。而汉传古六历中的黄帝历以黄帝纪年至今约五千年而定中华文明，但黄帝历非时王之术，自晋开始就有学者怀疑。《宋书·律历志》：“考其远近，率皆六国秦时人所造。”又引祖冲之论其非三代以前之历法。今日的研究更可证明，古六历的合天年代都在战国时期，其中黄帝历的合天年代约在公元前3世纪（参见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前言，齐鲁书社，1987年），知其绝非所谓黄帝时代的历法。显然，这些认识都不能限制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真正的中华文明诞生的历史，必须是在对我们自己的“文明”概念探究的基础上完成，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

　　历史考据证实中华文明的诞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任何文明的诞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那么，您认为在中华文明诞生的过程中，哪些关键物质基础推动了中华文明从萌芽走向发展？

　　冯时：中华文明的根本追求就是成人之道，成人乃在以文德修心，所以文明之人，重要标准就是修德，这一观念亘古不变。而道德不虚，先贤早有明确的定义，其核心内涵即是诚信，这一思想见诸金文，至迟在商周时代即已形成。那么，诚信观念又是如何形成的？其实即源于观象授时的实践活动，这就是中华文明诞生的唯物基础。

　　中国传统的认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格物致知。格者，至也。物指自然及人类社会。所以，格物致知意即人通过对自然万物的观察分析获取知识，这是唯物主义。从这一角度认识中国文化，一切知识都是先贤通过对自然万物的观察分析得来的，而并非出于他们头脑中的虚造玄想，这意味着中国文化实际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文化。

　　考古学证据表明，先贤从百万年前走来，在万年以前创造了农耕文明。先贤为什么要发明农业？目的当然是为人类提供有保障的食物来源。因为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寒暑更迭，仅靠采集狩猎很难满足生活之需，于是人们不得不发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这就是人工栽培的原始农业。然而，在寒暑分明的地区，一年中真正适合播种的时间非常有限，甚至只有短短几天，这就是农时。一旦错过农时，便会造成一年的绝收，从而威胁到氏族的生存，这使掌握农时成为原始农业最关键的工作。那么，在数千年前甚至更早，人们又是如何解决时间问题的呢？只能仰观天文，于是天文学便发展了起来。当然，精准地确定农时必须引入计算，于是数学又发展了起来。而农田的开垦势必将农人束缚于土地，这要求人们建筑足够耐久的房屋栖身，于是力学也发展了起来。很明显，农业的起源使天文学、数学、力学和农学成为最早诞生的古典科学，而天文学则是其中最古老的一种。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修德且道德内涵为诚信。您认为先贤的哪些实践进一步证实了这一道德核心内涵，以及它们对中华文明的诞生起到了怎样的奠基作用？

　　冯时：《易·乾·文言》讲：“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明确阐释了天文作为中华文明之源的事实。天文学的起源首先表现在先贤对于天文之变的掌握，日月星辰都呈现出有规律的行天变化，对于决定农时而言，最重要的天象则莫过于二十八宿中由角、亢、氐、房、心、尾六宿组成的龙星。龙星运行见伏有常，观之授时形成制度，这便是《易》乾卦所讲的内容。而龙心中央的大火星是决定农时而致丰收的重要星官，故《易·大有·象》谓之“火在天上，大有”。龙星健行不息，古人法其象而自戒黾勉自强，这又是《易·乾·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讲的道理。故由天文以及人，其道大矣！

　　有关龙星的考古遗存已可上溯到八千年前。辽宁阜新查海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巨型石龙，长达19.7米。河南濮阳西水坡原始宗教遗存则出土了由蚌塑的龙、虎、北斗和大火星组成的天文图，时代距今6500年，不仅提供了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星图物证，同时更直接证明龙的原型源出星象。证据表明，至迟到公元前五千纪，拱极星及二十八宿体系已经形成，分至四气已经测定，阴阳合历的历法体系也已建立，中国天文学已构建起以北斗和四象星群为核心的五宫天官体系，这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当然，这些知识都不可能是突然兴起的，必然有着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观测龙星之外的授时方法古人多有探索，其中的朴素做法就是以律管吹灰而候测地气，古人称为“地效以响”。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距今八九千年的候气律管，为久已失传的候气法提供了实证。

　　观测龙星的时间误差与律管候气的不确定性都使先贤必须寻找更精确的计时方法，这就是立表测影，古人称为“天效以景”。考古学证据显示，中国先贤立表测影的历史同样可以上溯到距今八千年前。最早的表名为“髀”，髀的本义正是人的腿骨，即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以髀骨象征测影之表的考古遗存不仅在6500年前的西水坡遗存有所发现，而且基于这一知识体系的勾股问题，至今还是中算学的主要内容，传承有序。事实上，中国古代的槷表实物已可结合考古发现，从八千年前完整地梳理出来。

　　立表计时的精确化为文明的诞生准备了条件。长期的测影活动使他们认识了一年中正午日影最短的一天——夏至。他们发现，经过365天，夏至又将重新回归，这个周期百年不变，千年不爽。于是人们开始思考：时间虽与我们从无约定，却如期而至，从而认识到时间具有诚信的品德，终于产生了“至信如时”“天则不言而信”的观念。时间的精确性是农业丰收、氏族永昌的根本保障，而相对于诚信的“辱”则体现着失耕误农的身死。孰是孰非，一目了然。于是人们以信为文德修养其心，不仅成就了文德，更成就了中华文明。

　　很明显，中华文明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滋长出来的，其以文德为核心，而作为文德内涵的诚信，其观念的形成即源于观象实践，这既是格物的结果，更体现了先贤的思辨智慧。

　　以“文”建构中华文明的知识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文”字有着极为深远的文明意义，您能否详细解读一下“文”字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所承载的独特内涵？

　　冯时：中华文明强调以文德修心成人，所以汉字的“文”所表述的意义不仅是文德，更是文明。商周甲骨文、金文的“文”字即作人正立而明见其心的形象，但同时期描写禽兽的文字却绝不见有写明其心的情况，反映了先贤对于人与禽兽区别标准的思考。孟子有言，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兮。那么什么才可能将人与禽兽加以区别呢？那就是心怀道德。《礼记·曲礼上》：“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故以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这就是古人以文德修心的基本思考。人与禽兽并不会表现出天然的不同，如何建立人兽的区分标准，塑造文明的人，体现的即是对文明的追求。先贤懂得，心主神明，唯有以文德修心，才能摆脱禽兽而成人，所以“人”字借其读音所传达的意义就是“仁”。这种心怀仁德者为人的文明观，至今仍是我们衡量文明之人的不二准则。

　　既然古人创造“文”的初心就在于表现文明，那也就意味着“文”字创造的时代其实早已不是什么文明的萌芽，而应是文明诞生的时代。这使我们有可能通过对汉字“文”字的追溯，重建中华文明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考古学的视角来看，我们是否能够通过具体的考古证据，深入挖掘和体现“文”在古代社会文化、思想观念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和作用？

　　冯时：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陶背壶上发现朱书的“文邑”二字，时代为距今四千年。七八百年后，“文邑”仍见于商代卜辞，文字一脉。“文邑”之称例同商代王庭名曰“商邑”，周代王庭名曰“周邑”，证明“文”实为夏王朝的本号，其承夏祖大禹本名“文命”，以祖名命国号，故文邑即为夏王庭，而商卜辞所见的文邑已是夏墟。后商人改夏之国氏为“文夏”，后更夺其“文”而但称“夏”，脉络清晰。夏祖以“文”为名，且夏号本称“文”，这显然是崇文尚德观念的反映，其时已进入文明时代是不言而喻的。

山西襄汾陶寺陶器朱书“文邑”

　　东门头碑表所反映的八千年前的测影实践显然为对时间为信的认识奠定了基础，这是从野蛮迈向文明的关键转折。千年之后，先贤对于人兽标准的思考已经完成。湖北秭归柳林溪遗址发现了七千年前的陶支座，座面不仅绘制表现空间概念的九宫图像，而且契刻八组“五田文”的文字，字形结构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早期汉字完全相同，是为迄今所知最早的汉字。

　　八组“五田文”对应八方空间，且以八个“文”字充为四维，这种将文德思想纳入宇宙观体系的做法正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固有特点。

　　“五田”意即五方土田，中国古人素以东西南北中五方表现天下，不仅柳林溪陶支座已见以“五”字表现五方空间的设计，而且如《礼记·王制》所说的“中国戎夷，五方之民”，都体现着这一政治地理思想。不仅如此，“五田”同时还通过“田”字强化了观象与敬授农时的联系，“田”是为种植谷物特意开垦的土地，这与《易传》“见龙在田”所表达的思想完全一致。

　　事实上，由于“文”字的本义就是文明，因此“五田文”的本质意义显然只能是“天下文明”，这与《易传》“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思想吻合无间，其思想之传承，数千年不变，令人惊叹！甚至柳林溪所见的八组“五田文”特意分配于八方，其所表达的天下无处不文明的意义也非常清楚。因此，这种天下文明与空间知识体系相结合的表达形式远比后世的简单概念更具有意义。这些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国先贤在公元前六千纪已经迈入了文明时代。

　　中华文明将文德赋能四维的宇宙观具有深厚的传统，柳林溪“五田文”以八个“文”字充为四维中的二维，这种观念显然正是传统国之四维思想的渊薮。四维之名源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盖天家认为，半球形的天盖扣在方形平坦的大地上，如果不能加以固定，则势必地动天摇。于是古人想象，必须要以绳维将天盖拴系于大地的四角，于是方形大地的四角也就有了四维的名称。中华文明始终都将天地人的关系纳入整体思考，四维可以使天地稳固，那么使人类社会稳固的因素又是什么？唯有道德。于是古人将四维注入了道德的内涵，或将稳固人类社会的道德比作固系天地的四维，形成了国之四维的固有思想。《管子·牧民》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柳林溪先贤以具有文德意义的“文”字充为四维，显然是后世国之四维思想的发端，《淮南子·天文》仍以东北之维名曰报德，即是这种思想的孑遗。这种对于文明与宇宙观关系的思考显然已不是文明初创时期的朴素萌芽，而具有深刻的思辨意义，这意味着真正的文明之源还应该向前追溯。

　　《中国社会科学报》：先贤们对于天地的探索和祭祀活动意义深远，您认为这些探索如何建立起独特的宇宙观、哲学思想以及知识体系，并且对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冯时：考古学证据显示，至迟在公元前五千纪，先贤已建立起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西水坡45号墓的形制即呈天圆地方，而至公元前四千纪的红山文化时代，天圆地方的盖天思想不仅得到了传承，甚至还有其丰富的数术内涵。

辽宁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圜丘

　　敬授人时是丰稔有年的根本保证，人向大地索取材用，就必须观天以求时间之法，故尊天亲地，美报天地之恩，对天地的祭祀也就应运而生。辽宁建平牛河梁发现红山文化的圜丘与方丘，为5500年前的天地祭坛。圜丘为圆形，方丘为方形，祭天奉璧，祀地献琮，无不体现所祭必象其类的礼仪宗旨。更有意义的是，圜丘以三圆为制，表现二分二至太阳视运动轨迹所规划的三天，是为昆仑思想之源；而方丘又以两重正方为制，以见泰折勾股。甚至祭天玉璧也制为昆仑三天的形状，而祀地的玉琮则呈方圆相切，蕴含了“参天两地”的中算学知识及哲学思考，显示出中华文明的知识体系与哲学思辨在公元前四千纪就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先贤对天地的探索不仅具有科学意义，更具有哲学意义。天地间充满了气，气就是风，这种观念在九千年前就已形成。贾湖先贤创造十二律，以不同的律管候气定时，而且同墓随葬的两支律管呈大二度音差，证明一为阳律，一为阴吕。而上山文化发现8500年前的易卦，以阴阳爻写卦，而柳林溪先贤则以汉字“八爻”分配空间阴阳。这些对于阴阳的表达，证明在八千年以前，先贤就完成了阴阳思辨。当然，对于气的认知显然影响着他们对天地本质的判断，反映了先贤对于宇宙的本质为气的科学认知。

　　先贤最早形成的知识体系是他们对空间和时间有意识的规划。空间规划首先确定的就是东西南北四正方向，由于工作的最后一步要用两根绳子将东西和南北方向量直，形成“+”形，于是这个图像就称为“二绳”。后人以地支标识二绳，东西绳为卯酉绳，北南绳为子午绳，这就是卯酉线和子午线的由来。

　　考古学提供的二绳物证已逾七千年，安徽蚌埠双墩和湖北秭归柳林溪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二绳图像。东周的二绳图像甚至还与太阳合绘，证明了空间规划源于日影观测的事实。当然，空间观的发展也是古人关注的重要问题，不仅直线式的“方”需要扩大为具有面积意义的“位”，而且五方也需要扩大为九宫。这些知识早在七千年前都已完成。

　　传统政治观与宗教观都更强调五方九州的中央，这是居中而治政治制度的反映。基于观象授时而形成的王权必以天命神授为特征，授予王权的上帝居于天的中央北极，那么配帝在下的人王就必须居于地的中央，如此才能实现人王与上帝最直接的联系。天地之中的选择需要通过测影来完成。据《周礼》记载，以八尺表测影，夏至正午的影长为一尺五寸，其地即为天地之中。这个地点在夏代晚期被确定在了嵩山，今河南登封告成镇还留有传为周公校定地中的测景台。

　　事实上，天地之中也即九州的中州，此方千里之地便称为“中国”。这种由居中而治所强调的“中”的思想广及政治、宗教、哲学与科学，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强化了居中者肩负传承中国文化的使命。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原因正在于此。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古代天圆地方宇宙观、天地祭祀礼仪以及早期时空观念等方面的研究，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将天文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方式能为中华文明知识体系的研究带来哪些全新视角？

　　冯时：中国古人天数不分，天文学的发展必须引入数学计算，所以中算学很早就已取得了辉煌成就。先贤对于勾股的认识，在西水坡遗存已见线索。而红山文化圜丘的设计则体现出方圆图与圆方图的知识体系，而方丘的设计则在弦图的基础上完成。

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玉璧

商代甲骨文、金文“文”字

　　人类文明的数字体系分为两大系统，一为积数体系，一为独立数字体系。中国传统的数字体系属于独立数字，今天人们使用的阿拉伯数字也属于独立数字。阿拉伯数字本受印度的影响而产生。公元前三世纪后，印度出现书写数字和记数法，但因地区和时代不同而常有变动，至公元600年前后，包括零记号在内的数学记号以及十进位记数法才在一定地区定型。这套数字和记数法后来被阿拉伯人改造并使用，13世纪初又经意大利学者斐波那契著《算盘书》采用而传至欧洲，这就是演变成现代印度—阿拉伯数字及其记数法的先源。

　　事实上，阿拉伯数学实际是吸收了古希腊、印度、中国和本地区的古代数学成果，融东西方古代数学于一身，这一点早已为共识。而就独立数字体系的起源而言，中国的史料不仅可以放心地追溯到更早的商周时代，甲骨文、金文十以内的独立数字都已形成，甚至更大记数的十、百、千、万、亿也为常识，证明中国的独立数字体系具有深厚的渊源，甚至今天的考古材料将中国独立数字体系的形成时间上溯到了七八千年以前。浙江萧山跨湖桥骨筹刻有六、八，湖北秭归柳林溪陶支座刻有五、八，江苏海安青浦骨筹刻有五、六，其为独立数字之源没有问题。至于战国时代的算表，秦汉时代的数学文献，多有出土，足见中算学发端之早，积淀之深厚。

　　中国独立数字体系的形成与其特有的宇宙观息息相关。浙江上山文化已经发现距今8500年的易卦，尚以阴阳爻写卦，但到八千年前的跨湖桥文化，写卦的形式已变为数字。易卦思想首先就建立在对天地表达的基础之上，这决定了写卦的数字必须上下排列。这意味着如果数字积画而成，人们就将无法辨识。商周早期数字卦不见积画形式的二、三、四，即是证明。于是古人为记卦的需要，就必须创造独立数字，这一做法在客观上扫清了中算学发展的障碍，使其可以进行庞大的数学计算，成为人类数学史上的重要成就。

　　天文作为文明之源的事实最终成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八千年前知识与思想的创造难道是野蛮人的成果吗？显然不是！我们必须重新建构自己的文明理论，如此才能对先人的劳迹有所理解，对中华文明的伟大创造有所体悟。

　　事实上，基于己身文明的概念体系建立中华文明自己的理论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文字是承载概念的载体，概念不清便方向不明，此无异于以圆凿而纳方枘。而重拾己身文明的概念体系，不将其视为妖孽谬种，才能逐渐树立真正的文化自信。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陈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