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近期向西方某知名刊物投稿的经历，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景观生态学教授多洛雷斯·阿尔门特拉斯（Dolors Armenteras）仍难掩愤慨。她对本报记者表示，其论文被批“过于本土化、缺乏普适价值”，而欧洲学者以同类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却被称赞具有全球意义。在她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研究质量，而在于学者所处的地理位置。

　　阿尔门特拉斯的经历是全球南方学者处境的一个缩影。近日，多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来自拉美、非洲、亚洲的学者均表示，在向国际期刊投稿时面临重重壁垒。调查发现，在国际学术发表体系中，一篇论文能否被录用，深受作者地域、语言、方法论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南方学者正面对一个由全球北方主导、以英语为通用语、以商业出版为驱动的学术发表体系，而结构性偏见与不平等深植在这一体系之中。

　　审稿人和编辑的偏见是受访学者普遍提及的发表壁垒。在国际科学理事会（ISC）高级科学主任卡罗莱娜·圣塔克鲁兹-佩雷斯（Carolina Santacruz-Pérez）看来，这种偏见常体现在对拉美等地区学者研究成果的价值判断上。那些聚焦区域特定挑战的课题或利用本土化方法获得的研究成果，常因与主流理论框架或议程不完全契合而被低估。这导致了系统性失衡，强化了知识生产的依附性。

　　“审稿人常常要求使用那些在资金充足的实验室中司空见惯、但在拉美地区却难以实现的研究方法或数据集，这暴露出他们对当地科研环境缺乏了解。”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委员会研究员玛丽亚·罗米娜·斯基亚菲诺（María Romina Schiaffino）对本报记者表示。她认为，学术出版中最大的“隐形壁垒”在于科学价值评判体系的结构性不平等，即明显偏向全球北方的机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在这个失衡的体系下，来自拉美地区的高质量研究成果难以获得应有的认可。

　　此外，受访学者还表示，在投稿环节，来自全球南方的学者经常被要求反复验证研究成果，这给他们带来了困扰。例如，阿尔门特拉斯的团队曾向某国际学术期刊投稿一篇关于哥伦比亚热带稀树草原火灾的论文，研究使用了FireCCI51数据集。然而，审稿人却坚持要求他们改用其他数据集（如MCD64A1等）重新进行分析，尽管欧美学者的同类研究通常只使用FireCCI51数据集。为了让论文得以发表，阿尔门特拉斯的团队不得不用双重数据验证了相同结论。研究尚未见刊，但这已经显示部分学术出版机构刻意抬高对来自全球南方的研究成果的信任门槛，方法论需要经受“二次论证”的额外考验。

　　圣塔克鲁兹-佩雷斯也提到：“虽然我们的研究在技术上足够严谨，并符合国际标准，但还是要过度论证研究背景、方法乃至创新性。”

　　语言问题加剧了全球南方学者的发表困境。英语表达的“地道程度”往往成为评判标准之一。“我们付费请专业机构润色，仍会受到关于语言的指摘。”阿尔门特拉斯说。“即便精心打磨英文稿件，那些不同于欧美学术圈常见风格的表达方式，也常被视作表述缺陷而非多元学术共同体应有的交流特色。”圣塔克鲁兹-佩雷斯补充道。在一次会议上，阿尔门特拉斯甚至听到有人公然宣称：“拉美学者不会写论文！”

　　受访学者普遍认为，在他们各自的学科中均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所谓的‘国际主流’始终由欧美地区的机构、资金流向和编辑网络所主导，这不仅影响研究成果的可见度，更决定了哪些议题被赋予全球意义，哪些则被贴上‘区域性’或‘边缘性’标签。”圣塔克鲁兹-佩雷斯说。

　　“大多数顶尖期刊及其编委会和理论框架都由全球北方国家的机构主导。尽管拉美具有突出的生物多样性，但该地区作者在顶尖生态学期刊上的发文量却不足10%。”研究微生物生态学的斯基亚菲诺表示。

　　“就景观生态学与保护科学而言，所谓的‘卓越’标准、评估体系乃至科学语言（英语）都在不断强化排他性。”阿尔门特拉斯说道。尽管热带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最强，但从比例上来看，投向这些区域的科研经费却低得惊人。这种资金失衡巩固着一个畸形循环：全球北方生产“理论”，全球南方则被降格为数据供应方或案例采集地。

　　致力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土耳其伊尔第兹技术大学教授拉钦·伊迪尔·奥兹蒂格（）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国际关系学科领域内，始终存在着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学者之间的不平等格局。这种不平等直观体现在顶尖期刊的作者地域分布上，全球南方学者的代表性与其学术潜力严重不匹配。全球南方国家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哲学思想本可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独特视角，但现有学术体系未能有效激活这些资源。”

　　经济门槛是全球南方学者面临的另一障碍。南非索尔普拉杰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讲师凯文·泰瑟（Kevin Teise）表示，部分期刊收取高达1200美元的版面费，而南非本地期刊收费仅170美元。

　　“高昂的出版费用催生出一条灰色产业链。”巴基斯坦旁遮普中央大学传媒与大众传播学院教授泰姆尔·乌尔·哈桑（Taimoor ul Hassan）揭露。“论文发表联盟应运而生，他们公然出售作者席位，并宣称与期刊管理层有特殊关系。”

　　此外，由于一些机构将国际发表与学者的职称晋升直接挂钩，部分全球南方学者不得不优先考虑国际期刊。“我们是被学术机构‘强制要求’在国际期刊发表的，这直接关系到绩效考核与职称晋升。”泰瑟无奈地说道。

　　哈桑坦言，在巴基斯坦，许多教师需要被Web of Science数据库收录10—12篇论文才能得到晋升，而事实上他们连发表一篇这样的论文都很困难。圣塔克鲁兹-佩雷斯表示，高昂的出版费用给经费有限的科研机构带来严重冲击，并使全球科学界的声音多样性持续遭受不利影响。

　　面对体系的不公，有的学者选择迎合，但更多的学者选择在“国际认可”与“本土价值”之间寻找平衡点。

　　斯基亚菲诺选择设计能够将地方性议题与全球对话联系起来的研究——既寻求在国际期刊发表学术成果以提升可见度，也扎根区域期刊以确保学术成果在本土产生实际影响。

　　阿尔门特拉斯会将同一项研究用两种形式呈现：英语写作追求国际可见度，西班牙语写作以确保影响本土决策。“我的许多对哥伦比亚环保政策有影响力的研究，都是以西班牙语报告的形式发表并被政府直接采纳的。这些成果在全球排名中毫无分量，却切实推动了本土变革。相反，在顶尖期刊发文会带来国际声誉，但研究往往与当地实际需求脱节。这种平衡术令人疲惫却很有必要。”

　　与此同时，亚非拉等地区的期刊正在尝试打破困局，构建更为公平的学术空间。

　　泰瑟告诉本报记者，南非本土期刊正努力维持低收费、缩短审稿周期、吸纳国际学者加入编委会，试图构建更公平的学术空间。在整个非洲，学术传播体系正基于现实需求与创新精神不断发展。开放获取平台“非洲在线期刊”（African Journals Online, AJOL）已收录500余种刊物，使非洲各学科研究成果全球可见。此外，“非洲开放科学平台”（AOSP）、“西中非教研网”（WACREN）、“乌班图联盟”（UbuntuNet Alliance）等区域网络正在建设连接各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基础设施，支持知识库建设，并遵循数据可发现、可获取、可互操作、可重用的原则。

　　斯基亚菲诺欣慰地说，拉丁美洲在推行钻石开放获取模式方面一直走在前面。SciELO、Redalyc、AmeliCA等非商业性学术自主平台，通过公共资金支持有效降低了出版成本，其核心设计理念正是将区域学术价值置于商业利益之上。

　　这些平台还支持本土及区域性语言、推动多语言出版，提供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乃至原住民语言的同行评审与编辑支持。许多期刊收录多语种论文，为多元知识体系的繁荣创造了空间。

　　亚洲则展现出另一番图景。中国通过多项举措推进开放获取，构建起促进学术发现与共享的开放平台。印度、印尼、泰国等国政府也正积极建设注重本土关联性、包容性、开放获取及能力建设的集成化学术平台。这些努力共同指向一个目标：构建全球南方知识传播的内生循环体系，逐步摆脱对全球北方学术基础设施的依赖。

　　全球南方学者面临的困境不仅是对他们个人的挑战，更是全球知识体系结构性失衡的体现。从审稿偏见、语言壁垒到出版费用、信任阈值，再到本土与国际的张力，这些问题共同指向两个根本命题：谁的知识值得被看见？谁有权定义“卓越”？

　　阿尔门特拉斯认为，在理想的知识生态中，全球南方的智慧不应只是“案例素材”，而应成为理论、创新与学术引领的源泉；全球北方不再垄断议程设定权，也不再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唯一知识供给方。就合作模式而言，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并重，真正意义上的共同设计与共同引领取代象征性的磋商。在这样的体系里，公平不仅意味着资源可及性，更体现在作者署名、资金分配与决策权力的公正配置上。

　　在泰瑟看来，国际学术界应该尊重、接纳并认可所有形式的知识体系，不应存在某种“优越”的知识形态，所有知识都具有平等价值与现实意义。

　　斯基亚菲诺表示，理想的全球知识生态应当是公平包容的体系，它能平等重视所有地区的研究成果，并融合多元认识论。全球南方的知识不应只是用来佐证既有理论，更应参与塑造全球性的学术范式。

　　圣塔克鲁兹-佩雷斯认为，科学应当实现多向流动，不再因地域、语言或资金实力而形成等级秩序。全球南方的知识不应再被视作全球科学的补充，而应成为支柱之一。每个地区基于生物多样性、社会现实和创新生态形成的科学洞见，都应在制定全球研究议程时获得平等重视。在这样的生态里，科研基础设施将互联互通，数据开放共享，能力建设呈现合作而非竞争态势。学术出版应保障公平获取与多语言传播，让思想突破传统学术圈层抵达多元受众。

　　“当我们不再为迎合守门人而不断自我证明时，我们就获得了真正的学术自由。”阿尔门特拉斯说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陈密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