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宏观经济治理的核心工具，宏观政策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是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的关键。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全面研判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延续“更加积极”的政策基调，同时更加强调政策的针对性和协同性，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可见，推动宏观政策从“量的扩张”向“效的提升”转型，可以为应对复杂内外部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政策基石。

　　2025年，面对严峻的外部挑战，中国经济呈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特别是进出口表现远超预期，彰显出完整产业体系、产品竞争力升级与市场多元化布局的综合优势。从经济增长目标来看，凭借外贸拉动、产业升级与政策托底，全年经济增长预计达5%左右，再次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抗风险能力。然而，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内需不足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挑战，其核心表现为需求增长与供给能力的失衡。因此，我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核心方向，必须聚焦“扩大内需”与“物价合理回升”两大目标，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一方面，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21世纪货币政策》一书中指出，当需求增长与供给增长不匹配时，物价就会出现不合理波动，还会通过预期推动物价的继续下行，形成“需求收缩—价格下跌—预期转弱”的恶性循环。中国的PPI自2022年10月以来已连续38个月呈负增长，CPI在近三年内也在零值上下波动，低于2%左右的合理区间和政策目标，过低的物价水平将影响预期、投资和消费，进而拖累宏观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升全社会消费的能力和潜力。将“投资于人”作为核心抓手，释放高质量消费与服务消费空间，形成“新需求引领新供给、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动态平衡。

　　2025年，我国首次将财政赤字率提升至4%，有力保障了重大项目、民生福利等重点领域支出。此次会议明确提出，要“继续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预计赤字率将维持在4%左右。但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扩大，财政赤字规模也会随之增加；加上专项债、特别国债等不计入赤字约束的债务融资工具持续发力，2026年新增债务总规模有望达12万亿至15万亿元，为财政支出提供坚实资金保障。

　　提振内需离不开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货币政策的核心任务，是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基础上，持续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为内需提振与企业发展提供宽松货币环境。但从实际融资成本来看，当前利率水平仍有进一步下降空间。一是因为物价水平长期处于低位，实际利率远大于名义利率，导致真实的融资成本过高，不利于刺激消费和投资；二是外部货币政策环境为国内降息提供了时间窗口，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压力明显减轻，为国内货币政策自主调控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为了更好实现“投资于人”的政策取向，还可以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消费支出和民生投资的定向扶持。

　　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还需要增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性。一是成本协同。降准降息不仅能够降低企业和居民融资成本，还能够减少政府债务利息支出。按2026年新增政府债务12万亿元计算，若利率下降50个基点，每年可节省债务利息支出600亿元，将有效缓解地方政府压力。二是投放协同。政府债券规模扩大为基础货币投放提供了新渠道，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买卖国债、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等方式，可将政府债券发行与基础货币投放有机结合，避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功能分散，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三是目标协同。将“物价合理回升”与“名义GDP增长”作为政策取向一致性的评估标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均围绕这两大目标发力，避免政策方向冲突，形成稳增长、促内需、提物价的政策合力。

　　中国的财政政策具有较大的腾挪空间，为应对未来风险留足了余地，也与“十五五”规划建议中的“增强财政可持续性”高度一致。衡量财政政策空间的一个核心指标，是政府负债率。截至2024年末，全国政府债务余额为92.6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68.7%，远低于G7国家123.2%的平均负债率。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债务结构具备两大安全优势。一是以内债为主、外债极少。内债为主的债务结构，意味着债务风险主要受国内经济环境影响，债务偿还的自主性与可控性更强。二是以地方政府负债为主、中央政府杠杆率较低。在2024年政府债务余额中，中央政府债务占比低于40%，远低于G7国家同期水平。这一较低的杠杆率，为未来通过中央政府“加杠杆”对冲地方政府债务压力、统筹化解债务风险预留了充足空间。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每年仍将保持4.5%—5%的增速，经济总量的持续扩大将为债务消化提供坚实基础。

　　尽管全国层面财政空间充足，但地方财政面临的收支矛盾日益突出，成为制约积极财政政策落地效果的关键短板。当前，地方财政困境主要源于两大压力：在收入端，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导致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在支出端，地方政府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的刚性支出压力持续增大，加上债务利息支出的逐年增加，地方财政收支缺口不断扩大。针对这一问题，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要“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一是优化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将部分区域性强、支出规模大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至中央财政或省级财政，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减轻地方财政支出压力。二是增强地方自主财力，将部分在生产环节征收的消费税逐步下划至地方；推出地方附加税改革，培育地方稳定税源，健全地方税体系；通过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破解地方间“逐底竞争”，既能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也能促进财政收入与GDP同步增长。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