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过去的一年，笔者的科研工作更多是延续和推进自己既有的研究，即“中国对外安全战略”研究，但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不少新的认识和感悟，而产生这些新认识和感悟的契机是笔者今年主持了一项名为“大变局下中国对外安全战略研究”的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项目。“中国对外安全战略”这个范畴非常宏大，该如何开展才能使得这一研究既有学术上的深度，能在学术上站稳立住，又有政策上的时效性，能真正服务于国家的现实需要呢？我认为有五条重要的路径。

　　首先是中外结合。开展“中国对外安全战略”研究，不仅要关注我国的国家需要和政策目标，而且应关注外部世界的形势，尤其是美俄欧以及我国周边国家的需求、目标和具体战略。

　　其次是古今结合。开展“中国对外安全战略”研究，在关注当代中国的同时，还有必要关注古代中国的对外战略，而这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古代中国的对外战略理念，这有助于夯实当前中国对外宣介阐释本国和平外交理念的学理支撑和历史文化基础；二是古代中国具体的对外战略行为，这有助于为当代中国成功应对国际政治的“风高浪急”发掘有益的经验智慧。基于这一点，笔者在今年分别发表了《天下—华夷—仁义：论中国古代核心外交理念及其传承发展》与《论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三个基本问题：构成要素、威胁类型与战略范式》这两篇相关论文。

　　再次是深度和时效性结合。开展“中国对外安全战略”研究，当然应重视时效性，比如某大国近期推出的新政策和出现的新形势等，但同时也应兼顾研究的深度，而深度往往体现在历史、文化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具有普遍性、一定的规律性和某个较长时期的恒定性。而时效性建立在它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对它的反映和部分调整。比如当前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但其变化基本上都在“二战”以来美国“战略精英”的认知框架内，基于这一点，笔者今年重点研究了布热津斯基等美国“战略精英”的地缘政治思想。

　　复次是整体性与专题性研究结合。开展“中国对外安全战略”研究，一方面，的确需要整体性研究，也即是“大战略”研究；另一方面，“大战略”研究也离不开具体的专题性研究的支撑，比如某国对某个具体领域的政策或某国对另一国的某个具体领域的政策等。它与“大战略”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但两者更多的是统一性。基于此，在笔者今年的研究中，我既关注美国的对外战略，同时也重点关注美国的对华涉疆涉藏政策。

　　最后是文献研究与实地调研结合。开展“中国对外安全战略”研究，文献研究是根基和前提，也即是大量研读相关专著、论文和资料，但同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应去研究的目标国家实地走走看看，尽管所获得的可能多是感性认识，但这一点对于研究而言可能不只是“锦上添花”，更是“画龙点睛”，它可谓是重要的检验和反思环节。笔者就曾利用今年暑假的一些时间前往印尼、缅甸和斯里兰卡等国实地调研，熙熙攘攘的爪哇岛、沧桑斑驳和巨丽辉煌并存的仰光城以及我国援建斯里兰卡的高速公路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部分所见所知或验证和强化了既有认识，或较大地刷新了既有的认识，或增进了诸多新的认识。

　　在2025年的学术研究中，除了获得上述新的认识和感悟之外，当然也少不了困扰和苦闷，希望这些都能转化为动力和经验而有益于2026年的学术事业。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