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颁布，并将于2026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标志着历经十余年持续倡导与深入推进，我国全民阅读事业正式迈入制度化、法治化保障的全新历史阶段，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筑牢坚实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民阅读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阅读对于个人发展、社会进步与国家繁荣的深远意义，为全民阅读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从“倡导”到“大力推动”，再到“深入推进”“深化”，全民阅读连续12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其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如今，《条例》的颁布，不仅是将成熟的政策实践上升为法律制度，更是国家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对塑造社会心智结构、夯实文明根基、提升治理能力所作出的深远战略安排。

　　以法治方式锚定国家发展的深层战略

　　《条例》的出台，背后蕴含着清晰而深刻的治国理政逻辑与发展战略考量。它将全民阅读从一项广泛开展的文化活动，系统地提升为国家基础性、战略性工程。“通过全民阅读来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而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这是一条清晰的逻辑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看来，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最终体现在全民的素质与修养上。阅读正是提升国民思想境界、科学素养与人文底蕴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书香社会建设”，《条例》正是落实这一战略部署的关键法治步骤，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制度化途径，普遍提升国民素质，从而增强国家文化影响力和综合软实力。

　　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郭英剑认为，从“倡导”到“立法”，这一转变集中体现了国家发展逻辑的深化。“阅读已不再仅仅是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而是关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心智结构优化与文明可持续性的基础工程。”他表示，将全民阅读上升为稳定的法治条例，反映的是一种立足长远的治理思维。它旨在通过可预期的、持续的制度供给，系统性地夯实社会的认知基础与精神底座，这既服务于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也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完善现代化治理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支撑。

　　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汲传波认为，无论是建设文化强国、教育强国还是科技强国，全民阅读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尤其在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深度阅读所培育的理解力、批判性思维与创造力，愈发彰显“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价值，是应对未来挑战、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关键所在。《条例》的颁布，正是对这一时代命题的法治回应。

　　以制度创新保障多元参与

　　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的行政法规，《条例》的核心突破在于构建了一套权责清晰、保障有力、多元参与的制度框架，实现了从“政策引导”向“制度保障”的根本性转变。《条例》确立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工作机制。郭英剑分析，这一机制是对全民阅读治理结构的系统性重塑。党委领导，确保了全民阅读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服务于国家文化战略大局；政府主导，意味着阅读公共服务被明确纳入政府职责与考核体系，解决了资源投入、设施建设和长期可持续性的问题；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则为全民阅读注入了市场活力与社会创造力，避免了单纯行政推动可能产生的模式僵化。这一协同机制，旨在变政府的“独奏”为全社会的“合唱”。

　　这一转变，让长期深耕于阅读推广一线的社会力量倍感振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主任王斌表示，过去，出版社、书店、民间阅读组织等虽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但更多处于配合与辅助地位。《条例》从顶层设计上明确了社会力量的参与角色与空间，使其从“助力者”转变为“共建者”，这将极大激发市场与社会主体的内生动力，推动全民阅读走向更广泛、更深入的社会自主建设。

　　实体书店是这场“合唱”中不可或缺的声部。三联韬奋书店总经理郝大超认为，遍布城乡的各类实体书店，不仅是图书销售场所，更是公共文化空间和社区精神灯塔，是让全民阅读从政策文件“走”进百姓日常生活的关键枢纽。商务印书馆副编审熊姣则从内容推广角度提出，出版社、阅读推广机构等通过策划优质书单、开发阅读课程、组织线上线下共读活动，正将个体的阅读行为转化为具有凝聚力的文化社群仪式，这些都是制度保障下社会力量可以大展身手的领域。

　　尤为重要的是，《条例》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要求对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流动人口等特定群体提供个性化阅读服务，推动阅读资源向乡村、偏远和欠发达地区倾斜。中国传媒大学出版学院副教授、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智库成员李尽沙认为，这标志着阅读被明确为公民应享有的一项基本文化权益，各级政府的保障职责得以制度化。“这种转变，传递出一个强烈信号：保障公民的阅读权，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国民整体素质、面向未来夯实国本的基石工程，是新时代文化自信在制度层面的坚实表达。”

　　以多样实践探索中国式推广路径

　　法治源于实践，又将指导实践。《条例》的制定，深深植根于我国多年来全民阅读推广的丰富土壤。从国家层面的“书香中国”统筹引领，到各地因地制宜的生动创造，一套多层次、立体化、富有中国特色的全民阅读推广模式已日趋成熟。

　　城市“15分钟阅读圈”的构建，让图书馆、城市书房、社区书屋星罗棋布，阅读触手可及；“农家书屋”工程持续提质增效，为广袤乡村送去精神食粮；出版发行单位举办的海量新书发布、作者分享、阅读沙龙活动，线上线下同步，极大丰富了阅读供给形式。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国民综合阅读率持续稳步提升，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氛围日益浓厚。

　　地方层面的创新实践更是百花齐放，为《条例》的实施提供了实践注脚。在浙江宁波，一套“1+12+N”的职工阅读阵地联盟高效运转，整合市总工会图书馆、区县职工中心、企业书屋和社区阅读点，实现了阅读资源的精准下沉与共享。在辽宁，读者通过“万卷府抵”APP，即可享受全省图书“居家点单、免费借还”的便捷服务，“万卷府抵 共读山海”活动将阅读的便利与乐趣送至千家万户。在广东，一年一度的“南国书香节”早已超越书展本身，成为浸润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的文化盛宴，为区域发展注入深厚人文力量。在甘肃景泰县，首批“农家书屋+乡村学校少年宫”阅读点启用，通过巧妙整合资源，有力保障了农村未成年人的阅读权益。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阅读形态。最新调查显示，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已高达80.6%，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庞大。多位专家指出，必须辩证看待数字阅读浪潮。一方面，应承认其已成为主流阅读方式之一，具有便捷、丰富、易触达的优势，不能简单将其与纸质阅读对立；另一方面，也需警惕碎片化、娱乐化内容对深度阅读习惯的侵蚀，尤其是对青少年群体的影响。

　　对此，汲传波建议，应主动作为，积极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兴平台建设“屏间书香”，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吸引更多群体特别是年轻人亲近阅读。熊姣提出，《条例》实施后，出版、文化部门需加强与网信、广电等机构的协同，共同引导平台优化内容算法，增加优质阅读内容的推送权重，营造风清气正、有益心智的网络阅读环境。

　　以长效机制构筑民族精神根基

　　《条例》的颁布，为“阅读”这项关乎民族未来的事业赋予了更重要的公共责任，也承载了社会各界的更高期待。“《条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全民阅读进入了一个重结构、重质量、重长期效应的新阶段。”郭英剑表示，其目标不仅是让人“多读书”，更是通过系统性的法治制度安排，培育一个建立在深度阅读与思考基础上的，更具理解力、判断力与精神韧性的书香社会。

　　多位受访学者也提出，立法只是起点，更重要的在于《条例》各条款的执行落实。当前阅读领域的问题是一个系统性难题，涉及立法与执行的落差、市场生存与公共价值的冲突、技术便利性与人文深度的矛盾、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与评价体系的科学性等多个维度。《条例》的实施效果，取决于后续细致的配套措施和全社会的协同努力。

　　胡正荣认为，学术界可以全方位参与阅读的完整生态链建设。在上游，助力将精深知识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读物；在中游，研究并推广科学有效的阅读方法，提升阅读效能；在下游，关注阅读成果如何转化为个体的认知提升与社会的文明进步。

　　《条例》明确规定，每年4月的最后一周为“全民阅读活动周”。李尽沙认为，这旨在打破阅读纯粹是个人行为的局限，将其周期性、仪式性地转化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与社会文化节日。通过年复一年的坚持与涵养，逐步将阅读基因植入民族文化的血脉，筑牢书香社会的根基。

　　行业一线从业者的期待，则更为具体而热切。郝大超希望，在法治保障下，书店能真正成为更有活力的文化创意空间，作者和出版者能更潜心于匠心创作，行业生态更加规范健康，最终让每一位读者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平等、便捷、有尊严地享受阅读之美。王斌期待《条例》能真正激活全民阅读的内生动力，让阅读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自然融入日常生活；期待更多的阅读空间在城乡各处生长出来，成为人们心灵随时可以栖息的“精神驿站”；更期待一个政府、市场、社会、个人各尽其责、相辅相成的“书香中国”新生态蔚然成形。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陈雅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