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卫生治理的失效与其知识结构的失衡密切相关。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科研优势，主导了全球卫生议程的设定和卫生治理规范的制定。数据显示，约74%的全球顶级医学期刊论文产自西方发达国家，且这些研究缺乏对全球南方国家的能动性和非西方实践经验的关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知识结构不平衡不仅体现在科学研究的话语权上，更体现在治理实践的路径依赖中。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推行的卫生政策和项目往往基于西方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本土经验和实际需求，导致全球卫生治理规则和制度在发展中国家难以落地。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亟待变革的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通过独特的本土知识生产与知识系统塑造，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卫生治理路径并推动着全球卫生治理知识结构的重塑。

　　全球卫生治理的知识困境

　　历史上，全球南方国家的知识生产与其被欧美殖民的历史密不可分。诸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部、美国军方医学研究所等西方医疗研究机构长期主导着全球南方国家卫生治理的知识生产。这种知识依附和政治经济上的依附相互交织，形成了全球卫生治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代工厂”分工结构，即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卫生治理知识结构的中心主导知识生产与传播，全球南方国家的本土科研机构如同经济全球化中盛行的代工厂，则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知识的“数据供应地”和“知识消费地”。

　　这种不平等的知识生产结构导致东南亚区域卫生治理研究长期面临着“外生型知识生产”的困境。一方面，东南亚地区是传染病等卫生安全风险的高发区，积累了丰富的疾病防控经验。另一方面，这些本土经验却难以转化为被国际社会认可的“科学知识”。在这种困境下，兼具“数据提供者”和“理论消费者”双重角色的东南亚本土学者容易在本土情境中陷入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张力中，进而制约其自主知识构建和本土研究的成长。

　　中国—东南亚卫生治理的

　　范式突破

　　东南亚是全球公共卫生状况存在问题较多的地区之一，其治理实践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东南亚各国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差异较大，且城乡存在较大鸿沟，近年来跨国劳工和难民等问题加剧了传染性疾病带来的挑战。尤其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地区是全球卫生治理状况最具挑战的地区之一。中国与东南亚的卫生合作从这个地区开始，逐步由社会层面的人道主义救援延伸到双边跨境传染病防控，进一步拓展为多国共同参与的区域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制度，并成为全球卫生治理的区域样板。

　　中国与东南亚邻国在边境地区逐步建立起来的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合作，有效推动了区域卫生合作的制度化发展。这种具有区域特色的卫生治理路径不仅重塑着全球卫生治理的知识结构，也为全球卫生治理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一，以地方实践为导向的本土知识生产。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卫生治理合作的知识生产以地方实践为导向，通过问题解决和经验总结生成知识而非追求普适性理论建构。中缅边境的务实合作成为中国—东南亚区域卫生治理知识创新的本土实践来源。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医务工作者为主的人道主义援助团队开始在缅甸开展工作。随后二十多年间，这种功能性、非正式化的合作逐步升级为常态化的中缅边境地区疟疾防控项目，实现了中缅边境地区全覆盖。在这个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中缅跨境疟疾防控“点对点”模式，为后续中国与东南亚共建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奠定了基础。

　　第二，以本土知识为基础的多元知识体系构建。中国与东南亚区域卫生合作强调实事求是和因地制宜，是对本土经验的系统化总结。对本土知识和地方关系的重视，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能够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难以深入的地区协调和主导区域卫生合作。以湄公河疟疾防控带为例，中国卫生专家基于中缅边境非正式合作创造的“1—3—7”防控模式已被世界卫生组织纳入《全球消除疟疾技术指南》。此外，中国卫生工作人员还通过在缅北搭建起一个囊括乡村妇女、乡村医生、私人诊所的培训网络，解决了偏远地区医疗卫生人员短缺的问题，以上这些举措都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抗击疟疾提供了宝贵的本土知识。

　　第三，以制度化进程为驱动的知识价值链重塑。中国与东南亚卫生合作构建出本土知识生产的“实践—知识—制度”螺旋式上升模式，打破了西方主导的“理论—实践”线性模式。中国与东南亚多层次的公共卫生协作治理系统是在对话、协商和互动的进程中被孕育和塑造的。边境地区功能性、非正式化的合作培育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应对卫生挑战”的共有观念，并通过从双边到多边的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实践来生产和传播地区卫生合作的本土知识，形成了囊括“政策知识—学术知识—实践知识—混合知识”的多层次知识共享系统。其中，政策知识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开展务实卫生合作提供战略引领，学术知识通过大学合作、医护人员培训、专家交流等形式促进了显性知识传播，实践知识推动了隐性知识生产与传播，混合知识基于“实践—知识—制度”互动形成了知识的自我迭代。随着多元行为体互动实践的发展，以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为核心的本土知识不断累积，框定了地区卫生治理行为体互动所需的基础架构和参照规则，进而激活了中国—东南亚多层次区域卫生合作的制度化进程。中国与东南亚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东盟合作框架、澜湄合作以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为主，囊括不同层级卫生治理部门和多元治理主体的多层次区域卫生合作治理体系。

　　中国—东南亚区域卫生合作通过强调以地方实践为导向的本土知识生产、以本土知识为基础的多元知识体系构建、以制度化进程为驱动的知识价值链重塑，实现了全球卫生治理知识系统在三个层面上的突破：在认识论层面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在方法论层面创新混合知识生产模式、在价值论层面重塑全球卫生伦理。

　　走向知识共生的

　　全球与区域卫生治理

　　中国—东南亚区域卫生合作治理的实践表明，全球卫生治理知识生产的地理分布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全球和区域卫生治理并不存在绝对单一的方式，有效的治理并非全球标准的简单复制，而是全球知识与地方经验的创造性结合。这要求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需重新审视知识生产的不平衡结构，承认多元知识体系的价值。

　　因此，推动全球卫生治理知识体系重塑已成为深化全球卫生治理改革、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不可忽视的内容。其一，挖掘本土实践经验的特殊性。如今的全球卫生治理知识生产应保持对本土或者地方环境的敏感，应区别于过去对西方理论的盲目复制，而不考虑知识与本土情境相关性和适用性的学术实践。其二，挖掘本土知识与国际社会的共通之处。卫生治理本土知识的构建不能自囿于封闭的空间进行自言自语式的学科论述，而是要挖掘地方经验与国际社会的共通之处，探索特殊经验的普适性意义。其三，深化对话与交流，增强多元知识体系在全球卫生治理知识体系中的合法性，扭转全球卫生治理知识分工的不平等结构，走向知识共生的治理未来。

　　（作者系云南大学中国周边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