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称，如果“台湾有事”，可能属于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这意味着届时日本政府可以命令自卫队出动，以武力介入台湾海峡局势。这一错误言论严重破坏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恶化了两国之间的民意。在1972年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明确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重申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并坚持遵守《波茨坦公告》第8条的规定。显然，高市的言论违背了日本政府的上述立场，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高市谬论源于扭曲的

　　历史观和国家观

　　高市早苗是一个惯于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强硬派政客。在当选自民党总裁前，她连年参拜靖国神社，声称如果参拜半途而废，外国就会放肆起来；如果自己当上日本领导人，仍会继续参拜下去。她在日韩领土问题上的态度也十分强硬，提出中央政府应该派大臣出席地方举办的“竹岛日”仪式，不必顾忌外国的脸色。

　　高市的亲台立场更是众目昭彰。她长期与“台独”势力勾连，声称要继承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志，构筑更为牢固的关系。高市当选自民党总裁后并未改变其一贯的亲台立场，一面打着人权的幌子发表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一面继续强调与台湾地区关系的重要性。在自民党的新领导层里，除高市本人外，还聚集了多名亲台派人物，如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选举对策委员长古屋圭司等。自从高市上台以后，日本国内就开始担忧她的民族主义立场会把日本外交置于危险境地。起初曾有看法认为，高市内阁会以经济政策优先，为此有必要与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维持良好关系，所以有可能选择务实的外交路线。高市曾宣布2025年秋季例行大祭期间不再参拜靖国神社，这被认为是顾及了与中国、韩国的关系，一度给人留下她会暂时收敛强硬立场的印象。但也有人认为，高市多年来一贯宣扬民族主义，终于在保守派的支持下登上首相宝座，为巩固权力基础，她会继续走强硬路线。事实很快证明，“存亡危机事态”的妄言让她本相毕露。

　　高市的谬论并非一时失言，而是源于她扭曲的历史观和国家观。早在第一次担任众议员时她就在国会上妄称，自己这一代人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当事者，不需要反省，因而反对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对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表达反省和道歉的“战后50年谈话”。对于前任首相石破茂发表的反思战争的“战后80年所感”，她也只字不提。2011年，高市曾强烈反对国会通过《日德友好决议》，理由是该决议表达了反省战争的“自虐史观”。当时，自民党内有安倍、麻生等30多人为此缺席众议院全体会议，高市、森喜朗等十多人则出席会议表明反对意见。最终该决议在删除了“侵略”一词后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在参议院则没被提出。这一事件凸显了日本最大的右翼民族主义团体“日本会议”的影响力。该团体曾公开反对《日德友好决议》，攻击其对日德两国历史进行断罪、借促进友好之名将日德再次定义为侵略国家。高市本人是与“日本会议”一体的“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的重要成员，并曾任副会长。二战结束以来，正是右翼保守势力的反复阻挠使日本始终未能彻底清算其战争罪行，与战后德国形成鲜明对照。

　　修宪立场暴露

　　背弃和平的野心

　　错误的历史观衍生出错误的国家观，这集中体现在高市的修宪强军立场上。高市一直认为现行宪法是在日本被占领时期制定的、被强加的宪法。早在2000年设立宪法调查会时，当时还是年轻议员的高市就主张修宪。在就任首相后的施政演说中，她表明期待在首相任期内由国会提出修宪案。高市曾声称自己最喜欢的宪法修正案是2012年自民党的修宪草案，而这正是自民党在野时期制定的、右倾保守色彩极为浓重的修宪草案。高市在2021年出版的书中引用1955年自民党成立时提出的“使命”，认为以宪法为代表的战后改革抑制了国家观念和爱国心，过度分裂和弱化国权。她把制定新宪法视为自己最大的政治目标，认为新宪法应该由日本人自己来制定，体现日本之心。而她强调的修宪内容归结为一点就是国权高于人权，主张为了国家安全限制个人自由。

　　这样的宪法观自然决定了高市在安全政策上的倾向。她追求进一步增加防卫开支，大幅减少对武器出口的限制，甚至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日本现行的防卫装备出口仅限于救灾、运输、警戒、监视、扫雷五种类型，而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已在联合执政协议中写明，将在2026年通常国会上推动废除这五种类型的限制。此前，日本已经与英国、意大利联合开发下一代战斗机并向第三国出口，还以联合开发和生产的形式向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正在一步步走上武器出口大国的道路。高市还一直认为，在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的原则与日本依赖美国“核保护伞”的现实不符，意图在2026年内出台新的“安保三文件”时加以修改。由此观之，高市的涉台谬论绝不是简单的过头话，而是暴露了日本背弃和平国家身份、走上军事大国道路的危险倾向。

　　“挟美遏华”遭冷遇

　　此前，高市利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日之机大肆渲染“日美黄金时代”，而她的“台湾有事”妄言既是为了“以台制华”，也是为了“挟美遏华”，是一张送给美国的“投名状”。然而，这种日美联合对抗中国的算盘立即落空。特朗普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被问及对高市有关“台湾有事”言论的看法时，不仅没有站在日本一边，反而表示“我们的盟国在贸易上对我们的利用甚至超过中国，许多盟国也称不上是朋友”，未提及台海局势。此后，特朗普在给中国领导人打完电话后不久打电话给高市，要求她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对特朗普来说，这次危机是日本先点的火，可能对中美贸易谈判产生不利影响，这显然违背了他的政策议程。而先中后日的电话次序也凸显出，特朗普更重视维持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而不是支持日本对抗中国。事实上，尽管日本驻美大使请求美国政府站出来支持日本，但除美国驻日大使外，美国正副总统和部长级高官都没有在公开场合对此表态。高市的“投名状”遭到冷遇，对日本外交来说是一记重创。如果高市挑起的中日对抗持续升级演变成美日之间的问题，那么高市内阁将陷入更大的困境。

　　在日本国内，警惕高市涉台谬论的声音已层出不穷。前首相石破茂公开批评了高市的妄言，前首相福田康夫也强调避免战争是政治家的责任。前内阁法制局长官宫崎礼壹认为，即便假定新安保法合宪，“台湾有事”构成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也是不合法的；对华使用武力将意味着与以前被日本侵略过的中国再次发生没有正当性的、地狱般的战争。面对内外困局，高市内阁是在中方亮出的“红牌”面前认错改错，还是一意孤行地把日本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将是日本在命运十字路口的历史性选择。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长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