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工作是探寻文明根脉、传承文化基因的重要事业，更是一项关乎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事业发展规划（2026—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发布。《规划》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擘画了未来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高质量发展的蓝图，在一线考古工作者中激起热烈反响。

　　彰显前沿引领作用与

　　强烈问题意识

　　《规划》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前瞻性部署了“五大研究工程”，旨在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考古所”）打造成“中国领先、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产出一批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奠定学术基业的标志性理论成果与经典学术成果。

　　位列“五大工程”之首的“重大理论和文化研究阐释工程”，旗帜鲜明地将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作为考古研究的首要任务，并部署开展重大文化战略性问题研究。考古所考古学理论研究室主任刘瑞认为，这一部署体现了《规划》精准指向中国考古学长期存在的“重发掘轻阐释、重描述轻理论”的薄弱环节，是回应“四个之问”的关键举措。通过未来十年的主动构建与深耕细作，必将在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催生出一大批兼具思想性、理论性、方法论创新和话语影响力的重要成果。

　　“重大学术前沿及基础研究工程”直指人类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农业起源等关乎文明根系的重大课题，旨在引领国际学术前沿，在全球文明对话与文化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考古所人类起源与演化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宇特别关注其中“人类起源与演化历程研究”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与农业文明起源研究”。前者立足东亚大陆连续演化序列与独特文化适应模式，探索人类在东方的生存智慧与技术路径，进而打破简单套用西方模式的局限，彰显中国研究的“中国特色”。对于后者，他期待通过多学科深度融合，确立具有东方特色的“过渡期”研究范式。

　　为服务国家边疆治理与民族团结大局，《规划》专门设立“学术戍边重大问题研究工程”。在考古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郭物看来，考古遗产是历史最直接的物证，对于实证历代中央政权对边疆的有效管辖、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例如，新疆地区的古代城址、军事设施、交通遗迹等，以立体、真实的形态，生动诉说着边疆与内地一体相连的历史。未来，边疆考古将重点加强对汉唐等关键时期军政建置遗迹的考古工作，推动宗教考古与城市考古相结合，深入研究新疆多宗教并存的历史脉络，让考古成果切实发挥“学术戍边”、凝心聚力的独特作用。

　　针对田野考古，“重大田野发掘研究工程”明确提出“做大做强核心遗址，压缩重复性、碎片化项目”的导向。考古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研究员、安阳工作队副队长王迪结合殷墟考古实践谈到，作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殷墟的百年探索始终引领着学科发展。如今，在有组织科研模式下，安阳工作队正围绕殷墟都邑布局、资源与技术、人群、环境和生业经济等课题开展多学科联合攻关。未来将继续以“夏商文明研究工程”为依托，深化对礼制文明与生业经济的研究，坚持发掘与阐释并重，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供殷墟这一核心支撑。

　　《规划》单列“世界文明互鉴考古研究工程”，令考古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贾笑冰非常期待。他认为，中国考古“走出去”，不仅能为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提供东方视角与新理论工具，推动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学术格局，更能通过在思想碰撞中“请进来”，提升中国考古学的国际话语权。他建议，赴外考古应坚持长期深耕，避免短期行为，注重与国内重大课题有机结合，真正通过扎实研究践行文明交流互鉴理念。

　　聚焦科技赋能

　　科技赋能是《规划》的一大突出亮点。考古所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吕鹏将科技考古比作揭示文明基因的“时空解码器”，而文化遗产保护则是守护民族精神根脉的战略基石。他认为，要实现实验室建设的世界领先目标，关键在于体制机制创新、真正的多学科交叉以及有组织科研的扎实落地。未来，他将重点参与《规划》中关于文明探源、夏商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等科技考古重大专项，并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专项，着力推进“中华文明科技考古资源标准库”建设。

　　《规划》提出的打造一体化考古大数据平台、建设“考古图文影像数据库”等“数智化建设”任务，正在深刻重塑传统考古工作模式。考古所考古大数据资料中心助理研究员徐紫瑾表示，数智化将贯穿考古全链条。在前端，它的实时高精度多模态数据采集将提升信息完整性；在中端，它的一体化平台将打破数据孤岛，推动研究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在后端，它的数字化成果既助力文物预防性保护与永久存档，也通过VR/AR等技术让文物“活”起来，赋能公共文化服务。她与团队正致力于建立标本信息数字化管理系统，对珍贵考古影像进行修复、储存与标准化管理。

　　来自田野一线的考古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技师于忠昌从实践角度分享了对于“数智化”的理解。他认为，理想的数字化记录是传统手绘、日记与现代三维建模、微距摄影等的有机结合，能精准留存遗迹遗物的细微痕迹与空间关系。他建议，除了配备实用设备，还应加强对技师的系统性数字化技能培训，让科技装备在田野真正发挥实效。

　　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与

　　社会服务功能

　　人才是事业发展的基石。《规划》首次将“考古技师”纳入人才分类培养体系，并设立明确的晋级标准，这让于忠昌深受鼓舞。他表示，清晰的职业通道、专业的技能培训与组织的关怀尊重，极大提升了技师的职业认同感与价值感。近年来，考古所连续举办技师培训班，有效提升了队伍的专业素养。考古事业的“工匠精神”，体现为既要传承老一辈刮面辨土、精准记录的硬功夫，也要积极拥抱数字化等新技术，实现“手铲”与“科技装备”的完美结合。

　　《规划》拟建立的“青年优秀成果年度发布”制度，也让王迪、徐紫瑾等青年学者充满期待。在徐紫瑾看来，青年学者是连接学术传承与未来创新的桥梁，她期待建立常态化的跨学科合作机制，设立青年创新基金，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助力培养更多复合型人才。

　　面对“学养深厚的理论大师相对匮乏”的挑战，刘瑞提出三点想法。一是加强高校考古专业理论思维的全链条培养；二是通过有组织科研推动工作重心向“发掘与阐释并重”转变，加强理论成果发表平台建设；三是依托开放合作，汇聚全国理论人才，深化国际交流。正在埃及开展工作的贾笑冰也期待依托海外考古研究中心，深化与国外顶尖机构的合作，吸引国际学者共同开展研究，在交流互鉴中提升理论水平。

　　在社会服务方面，《规划》贯穿了“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做学问”的理念。郭物说，考古工作的初心就是服务人民，让公众从遗产中获得启迪。这就要求考古人不仅要做好发掘保护，更要做好精深研究和转化传播，用深入浅出、生动鲜活的方式讲好文物背后的中国故事。吕鹏正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他积极参与央视《考古公开课》等节目录制，出版科普读物，举办讲座，致力于将专业的考古知识转化为公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滋养。

　　中国考古博物馆总—分馆体系的建设，为考古成果惠及全民提供了高端平台。作为壳丘头遗址群考古工作的主持者，周振宇建议总—分馆之间加强业务联动，依托分馆举办“两岸文博讲坛”等活动，增进两岸文化交流；利用临时展厅策划主题展览，让大众共享考古成果；还可以策划南岛语族等专题展赴太平洋岛国、东南亚巡回展出，以考古文化纽带增进国际友好情谊。

　　《规划》的出台，标志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事业站在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上。考古所的受访学者一致表示，将立足本职，在理论创新、田野实践、科技应用、文明互鉴等各个领域深耕不辍，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考古智慧与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班晓悦 段丹洁 张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