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两国自建交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志同道合、彼此信任的好朋友，也是携手发展、共同繁荣的好伙伴。当前，中国正致力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埃及正全力推进“新共和国”建设，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2030国家愿景”深度对接，为中埃务实合作不断注入强劲动力。中埃两国都高度重视女性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有经典话语 “妇女能顶半边天”，埃及有民间谚语“妇女是半个社会”。新时代以来，中埃在妇女教育、妇女赋权等方面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妇女领域的合作方兴未艾。埃及国家妇女委员会主席阿玛勒·阿马尔表示，期待同中方加强在妇女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埃关系贡献“女性力量”。

　　埃及妇女解放运动发端于20世纪初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自1953年建国以来，埃及妇女解放进程至今仍在国家主义框架下，深受政治周期、经济发展、传统文化、对外关系等多重因素影响，显现出政策的摇摆和道路的曲折。2014年塞西总统执政后，对妇女解放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颁布多项法律支持妇女权利，大力推动妇女政治参与，支持女性获得更多就业机会，为妇女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提供广阔平台。

　　埃及妇女权益提升的显著表现

　　塞西总统当选后，将妇女赋权系统化纳入国家战略，如将2017年定为“国家妇女赋权年”，发布“2030年国家妇女赋权战略”，作为“2030国家愿景”的组成部分，全方位为妇女赋权。在制度层面，塞西政府将保护妇女的健康安全提升至战略高度。2015年以来，埃及先后出台《打击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战略》《国家打击割礼战略》《国家生殖健康战略》《国家打击早婚战略》等，颁布《综合健康保险法》《继承法》等妇女权益相关法律，并首次将侵害女性身体定为刑事犯罪。在物质层面，对妇女解放事业给予更大的财政支持。2024—2025年度财政预算中直接拨款14%用于妇女领域。

　　当前，埃及妇女权益得到显著提升。在政治领域，妇女政治参与不断扩大，任职天花板屡屡突破。2025年女性任部级领导人数达到9人，另有9名女性副省长，均创造历史新纪录。2014年至今，埃及出现了首位女性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首位女性经济法院院长、首位女性中央银行副行长，以及首位女性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席等。2019年的宪法修正案，将女性在众议院代表占比从2012年的2%提升至25%；自2021年起，这一比例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8%。在经济领域，妇女经济自主权显著提升。政府推出针对女性的专项优惠贷款，支持她们自主创办中小微企业，至今已有逾百万女性受益。埃及在偏远和农村地区实施“储蓄计划”，鼓励当地妇女通过开户、储蓄、借贷等方式参与经济活动。拥有私人金融交易账户的女性数量从2016年的590万增加至2023年的2330万。在安全领域，2017年首次吸纳女性加入维和部队和特种部队，反映出埃及女性在国际安全任务中重要性提升。在司法领域，女性法官的数量从2017年的66人增至2025年的3918人，涵盖法院、检察院、行政监察机关、诉讼机关等多部门。

　　此外，政府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女性接受教育、生殖健康等方面权益，以提升整体人口质量。2014—2024年间，女童辍学率降低近一半，孕产妇死亡率下降了78.5%。

　　埃及妇女解放之路道阻且长

　　埃及的妇女解放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效，其影响力和示范作用在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均较为突出。阿拉伯国家联盟下辖的阿拉伯妇女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下辖的妇女发展组织等区域性女性组织的总部都设在埃及首都开罗。埃及曾主办首届阿拉伯妇女峰会、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妇女峰会，还作为首个伊斯兰国家主办了第16届世界妇女峰会。埃及还曾在非洲联盟框架内多次参与或组织女性相关活动。

　　然而，国际以及埃及国内相关机构发布的一些数据，与前述亮眼的成就仍存在较大反差。在2025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埃及在148个国家中排名第139位。埃及境内的权利倡议组织甚至认为，“埃及已经成为世界上性别差距最大的十个国家之一”。这意味着埃及的妇女赋权尚未真正转化为妇女整体状况的实际改善。究其原因，埃及的妇女解放仍受到多方面因素制约。

　　首先，埃及妇女政策始终存在摇摆性。长久以来，埃及的妇女赋权都是以国家为主体自上而下推进，其妇女政策的制定主要取决于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内政外交需要，甚至领导个人偏好。因此，纵观埃及独立至今的妇女政策，在不同时期差异较大，缺乏稳定性与连续性。例如，在穆尔西执政期间（2012—2013），女性角色被更多限定在家庭中，相较于穆巴拉克时期（1981—2011）显示出明显倒退。塞西执政后对妇女问题的重视度虽重新回升，但尚未形成稳定性。

　　其次，埃及传统意识的制约性。长期以来，埃及社会深受伊斯兰教价值观和父权制传统观念影响。二者都把照料家庭看作妇女的首要义务，强调妇女的服从性，限制她们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从而造成“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的性别失衡。这也直接影响妇女的独立经济收入，使妇女对男性仍有较高的经济依附度，进一步影响妇女的独立性。这一点在塞西执政后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最后，埃及妇女组织的分散性。从埃及妇女组织设置看，全国妇女委员会是唯一的国有妇女机构，此外还有新女性基金会、妇女权利协会、女权联盟等多个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在行动目标、行为方式等方面既有差别又有交叉，处于竞合性并存状态。不同宗教、阶层的民众对妇女组织的认同不一，甚至有为数不少的妇女认同传统社会和家庭的性别定位，而忽视妇女组织的作用。从总体看，埃及妇女组织仍未具有统一性，相互间未形成有机合力。

　　加强中埃合作的“女性力量”

　　中国坚持将妇女事业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宏阔实践中。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妇女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阿玛勒·阿马尔盛赞中国在妇女赋权方面的做法和成就堪称典范。究其原因，首先，社会的稳定性、政策的连续性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恒量。“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主张有深厚的基础，我国在各个阶段都将妇女解放与国家建设事业紧密相连。妇女解放实践展现出一种更具系统性与战略纵深的国家意志。其次，社会观念是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男女平等观念以立法形式确定下来，以此指引妇女解放运动朝两性团结协作方向发展演进。最后，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有机整合与协同治理，能更加有效地将国家政策落实到基层行动，并将基层诉求高效地向上反馈，从而实现国家赋权与女性需求的双向奔赴和有机融合。

　　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在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对埃及产生深刻影响。阿玛勒·阿马尔表示，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为加强和保护妇女权利的全球立法奠定了基础，也为所有国家提供了路线图。此后，埃及围绕其涵盖的12个重大关切领域和战略目标开展工作。30年间，随着中埃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合作者对埃及女性实施多方面的技术培训，帮助她们就业，大力推动了埃及技术和职业教育的飞跃发展。当前，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打造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妇女权益可以得到更多保护。

　　2026年将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也是中国开启与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70周年，还是中非双方共同商定的“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国与埃及都拥有古老灿烂的文明，两种文明都注重两性关系平衡与和谐相处之道；两国妇女都曾为国家争取独立进行抗争；当前两国都处于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重要阶段，妇女是其中重要的奋斗者和贡献者。中埃两国应以建交70周年为契机，在此次全球妇女峰会精神指引下，加强在妇女赋权领域的交流互鉴和妇女群体间的务实合作，共同引领全球南方推进妇女事业的发展，为深化中埃关系、加强命运共同体建设赋予“女性力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