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是清代文学史上成员最多、著述最丰、流播最广、绵延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姚鼐为桐城派三祖之一，一般被视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新著《姚鼐年谱》以60万字的篇幅描述姚鼐的学术人生，为读者了解姚鼐及桐城派提供新的资料。

　　姚鼐如何创立桐城派？提出哪些重要的文论思想？这些思想资源对于当代有何参考价值？近日，围绕这些问题，本网记者采访了《姚鼐年谱》作者、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卢坡。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介绍一下姚鼐被称为“桐城派三祖”之一的由来。

　　卢坡：桐城派三祖指的是方苞、刘大櫆、姚鼐。“桐城派三祖”提法的源头还要追溯到姚鼐那里，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借程晋芳、周永年之口言：“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就在这篇文章中，姚鼐又自言：“及长，受经学于伯父编修君，学文于先生。”刘大櫆受教于方苞，姚鼐学文于刘大櫆，其间的师承渊源是十分清晰的。姚鼐的这种提法又被陈用光、李兆洛、马其昶等人所采纳和发扬。至《清史稿·姚鼐传》，这种提法愈加明确：“康熙间，侍郎方苞名重一时，同邑刘大櫆继之……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辞迈于方，理深于刘。三人皆籍桐城，世传以为桐城派。”可见，姚鼐虽然后出，却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

　　中国社会科学网：姚鼐提出了哪些重要的文论思想？

　　卢坡：姚鼐对于如何写好文章是下过一番功夫的，他本人也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一些重要的文论思想。比如，姚鼐在《述庵文钞序》中提出：“鼐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在姚鼐看来，学问可以分为三端，可以推阐义理，可以从事考证，也可以讲求文章，从相济的角度而言，从事文章写作者可以兼取义理与考证，这样文章就更有思想，也更为严谨。

　　方苞认为，写文章要讲求“义法”，所谓“义”即言有物，所谓“法”即言有序。姚鼐认同方苞的“义法”说，以为写文章不可不讲“义法”，但也不可只讲“义法”，文章不能千篇一律，不能教条死板，所以又以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字论文，以格、律、声、色为文之粗，以神、理、气、味为文之精。由粗到精，把如何写好文章说得比较清楚了。

　　姚鼐对于文章风格的认识既全面又辩证，姚鼐很多文论思想是在与弟子的书信中提出的，也有些文论思想是批点在《古文辞类纂》上。甚至可以说，自有韩愈，古文之名始尊以立；自有姚鼐，古文之法始严以备。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您看来，编纂姚鼐年谱的必要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卢坡：《四库全书》未设“年谱类”，而是把年谱置于传记之后，梁启超在对年谱起源做研究后指出：“自从吕大防那两部年谱出世以后，南宋学者做年谱的，就渐渐加多了，到明、清两代简直‘附庸蔚为大国’，在史学界占重要位置。起初不过是学者的专利品，后来各种人物都适用了；起初不过一卷二卷，后来却增至数十卷了。”（《人的专史》）由此可知，年谱虽至北宋方才兴起，却为学界颇为重视，年谱之作至明而愈多，至清而始盛，附庸遂蔚为大国。

　　至于年谱的作用，清人陈宏谋以为：“古大臣立言制行，皆深系乎当时世道人心。后之人欲知其人，尤当论其世。有年谱，而其世可考，其人更可知矣。”（《宋司马文正公年谱序》）清人梁国治以为：“夫诵诗读书，必知其人论其世。以谱证人，论其世也。其人为世轻重者，可以为谱矣。”（《刘忠介公年谱刻本序》）陈宏谋及梁国治皆言年谱知人论世的功用，梁国治还给出了可以作谱的标准，即谱主“其人为世轻重”。姚鼐为乾嘉之际著名学者，又为桐城派创派领袖和集大成者，在当时和后世产生深远影响，自然有作谱的必要。

　　新编《姚鼐年谱》准确解读了姚鼐作品，清晰勾勒了姚鼐生平，有助于姚鼐师友门人的作品及生平的连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相较于前人所做姚鼐年谱，您所作《姚鼐年谱》的创新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卢坡：清末的郑福照编撰《姚惜抱先生年谱》，为展现姚鼐生平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资料，这是行状、传记、墓志等不能代替的，其首创之功值得肯定。但同时也要指出，郑福照所编年谱也存在一些有待完善之处，该年谱没有充分利用和解读姚鼐的诗作，对姚鼐寓居京城等前期生活的记载也较为简略。一般而言，旧式年谱篇幅不长，虽讲求剪裁和文笔，但终是不能满足更为详尽的阅读及查阅需求。郑福照之后，孟醒仁《桐城派三祖年谱》（2003）内含一部《姚鼐年谱》，周中明《姚鼐研究》（2013）第四章收录自编《姚鼐年谱》，俞樟华、胡吉省《桐城派编年》（2015）编录姚鼐交游创作概况，朱洪《姚鼐年谱》（2022）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以“姚鼐年谱”命名的著作。但总体看来，或囿于体例，或因各种限制，姚鼐的诗文、书信、日记没有得到充分解读，姚鼐的佚文没有得到搜集整理，姚鼐师友门人的文集没有得到系统梳理和利用，等等，已面世的姚鼐年谱还不够丰满和立体。姚鼐年谱的重新编撰不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亦有很大的学术研究空间。

　　新著《姚鼐年谱》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占有资料全，除了对传统诗文详加解读，还充分利用姚鼐的书信和日记，特别是500多封书信的使用，使得姚鼐生平的很多细节可以还原；二是体例编排较为合理，本谱每一条目由年谱正文、征引文献、按语三部分组成，符合现代学术规范，谱后的附录较为丰富，有助于姚鼐生平和著作的进一步研究；三是新谱有全新的学术立意和追求，即笔者在厘清姚鼐生平活动的基础上，有意发掘姚鼐与师友门人的交往，突出桐城派崛起及传衍的内外因素，凡与此相关者，不惜笔墨，博考而详载，以求展示乾嘉之际桐城派发展演变的概貌。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在编纂名人年谱时，有哪些要点需要注意？如何梳理编纂年谱需要解决的问题？

　　卢坡：为名人作谱，首先作谱者应该是对谱主有一定的研究，古代作谱者，很可能就是谱主的弟子、后人乃至谱主本人，只有充分了解谱主，抱有理解同情之心，才有可能作出好的年谱。其次，要充分占有资料，如有旧谱，一定要把自己要做的谱和旧谱比一比，如果不能在资料和观点上超过前人，是否要作新谱就需要再考虑。年谱的编纂看似简单，似乎只需要做些资料的梳理和堆砌，实际并非如此，而是应当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来编谱。要把大的问题，比如生平的考订化为一个个小的问题，这些小的问题、实的问题解决了，大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当然，在设计年谱编纂时，也可以设计几个大的问题统筹年谱的编撰，比如笔者编撰姚鼐中年之前的谱文，就特别留意姚鼐如何融入京师文坛，如何参与京师文坛的唱和与论争，又为何主动退出京师文坛。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您看来，姚鼐思想资源的当代价值是什么？

　　卢坡：姚鼐首先是一位古文家，他总结的文论思想对于今天的写作仍有借鉴意义；留下大量的诗文作品，如《登泰山记》《观披雪瀑记》等，能为今天的文旅与研学游增加素材。姚鼐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他门下弟子遍布东南，且成才者众多。姚鼐还是一位非常有名的选家，由他编集的《古文辞类纂》至今仍是学习古文最好的选本之一。姚鼐还较早地提出“与时俱进”（《谢藴山诗集序》），讲求“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肯定新变的意义。

　　今年是姚鼐逝世210周年，他的选本、文章，我们都还在读；他求新求变的思想也影响着我们，这都可以视作姚鼐思想资源的当代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 吴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