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裔德国作家、自然科学家沙米索（1781—1838）因小说《彼得·施莱米尔的奇妙故事》闻名遐迩，当今德国以其名字设立有“沙米索”文学奖，旨在表彰“为全球化世界的变迁提供新的文学答案”的德语作家。沙米索于1815—1818年作为博物学家参与了俄国组织的环球航行，并据此撰写了《环球航行记》（1835）。该书在跨文化反思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至今在中文世界仍鲜有关注。

　　环球航行的动机问题

　　沙米索于1810年融入斯塔尔夫人位于日内瓦科佩城堡的社交圈，该圈被称为“科佩集团”，成员多为主张通过实地旅行了解欧洲各地人文、地理与风俗的知识分子。这一经历对沙米索日后的远航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他于1812—1815年间在柏林大学对自然科学的研习也为其参与环球航行做了学术准备。1813年，柏林掀起反拿破仑浪潮，拥有法国血统的沙米索处境尴尬。他在致斯塔尔夫人的信中写道：“在德国，我是法国人，在法国，我是德国人……我处处都是异乡人。”政治时局压力与身份认同模糊也是他踏上环球之旅的重要动机。

　　1815—1818年，沙米索参与了俄国历史上第二次环球航行。该航行由俄国前外交大臣尼古拉·彼得罗维奇·鲁缅采夫资助，奥托·冯·科策布担任船长。科考船“留里克号”自哥本哈根启航，途经朴次茅斯、特内里费岛、智利，北上至堪察加半岛、白令海峡、阿拉斯加，并在旧金山长时间停留，随后航向三明治群岛（今夏威夷群岛）及拉塔克群岛（今马绍尔群岛）。因船长科策布重病，探险提前结束，船只经马里亚纳群岛、马尼拉、好望角，最终返回圣彼得堡。

　　与岛民卡杜的跨文化友谊

　　沙米索的《环球航行记》不仅是旅行记录，也是具有人文关怀的跨文化观察。其中，他与南太平洋岛民卡杜的友谊尤为引人注目。

　　1817年1月，沙米索一行在抵达拉塔克群岛时结识了卡杜。卡杜原居加罗林群岛的沃莱艾岛，自1814年起在拉塔克生活。在探险队停留期间，他担任翻译与向导，与船员们共同生活了约9个月，并随船前往阿拉斯加和桑威奇群岛。沙米索在书中以亲切的笔调记述了这段友谊，称卡杜为“我的朋友”“我一生中遇到的最美丽的人之一”“融合我们的纽带”。他赞赏卡杜“纯粹、未被污染的道德感”，并形容其为“另一个奥德修斯”。这些感情丰沛的表达，连同书中的自传性记叙、轶事与诗歌的穿插，透露出强烈的浪漫主义文学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友谊不仅限于情感联结，更是知识与文化的交流。沙米索明确将卡杜视为“科学权威”，向他学习南太平洋地理与航海知识，并公开承认当地船只的优越性能。他欣赏马绍尔群岛的纹身艺术，批评欧洲服饰对身体的束缚，批判殖民主义和基督教传播中的不平等。卡杜在交往中也展现出能动性：他学习使用火药和西方语言，却拒绝盲从欧洲习俗。当他最终决定留在故乡而非随船前往欧洲时，沙米索对此表示理解，认为卡杜在欧洲只会被当作奇观展览。书中对卡杜的形象塑造超越了传统旅行书写中将土著岛民作为“高贵的野蛮人”或被动的信息接受者的刻板印象。张春洁在其英文专著《欧洲殖民主义时代的跨文化性和德意志话语》中提出，卡杜和沙米索是本土和全球之间形成的知识网络中的平等行动者。

　　《环球航行记》中的中国书写

　　此外，沙米索在《环球航行记》中多次提及中国，这一细节在现有研究中鲜少受到关注。在描述夏威夷群岛时，沙米索注意到该地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族群，成为多元文化交汇之地。他特别提到自己在那里初次见到“穿着民族服饰，漫步于美丽的欧胡人之间”的中国人，他们常被雇为水手。遗憾的是，他并未与任何一位中国人交谈。沙米索当时能在夏威夷见到中国人实属不易，因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夏威夷华人移民数量极为有限。1789年，美国商人墨卡夫的商船从广东澳町起航，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据说，船上有45名华人，且这艘船曾在夏威夷停泊，其中有人离船登陆，而直到1852年，夏威夷当地也仅有55名华人。在述及自己在菲律宾吕宋岛中国城的经历时，沙米索援引古希腊名言“不是每个人都能去科林斯”提出，尽管常人难觅机会亲赴中国，但这个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仍值得外界学习。他还记录了自己首次品尝海参的经历，称其为“中国饕客极为渴求的食物”。此外，沙米索提到自己随身携带一枚中国印章，乃东方学家克拉普罗特所赠。克拉普罗特曾随俄国探险队到访中俄边境，沙米索在柏林期间曾有意向他学习中文。沙米索在书中声称印章上刻有“孔夫子的箴言”——“学者是黑暗之光”，但据已故前东德汉学家施瓦茨考证，印文实为“儒德玉宝”。

　　与福斯特、洪堡的思想关联

　　沙米索的旅行书写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格奥尔格·福斯特和亚历山大·冯·洪堡的思想传统紧密相连。

　　福斯特于1772—1775年间随父亲参与库克船长的第二次环球航行，其著作《环球航行记》融合民族志、自然史与文化反思，开创了德语科考旅行文学的先声。该书于1777年以英文出版，后推出德文修订版，受到亚历山大·冯·洪堡的高度评价。沙米索将自己的游记也命名为《环球航行记》，正是对福斯特的致敬。尽管福斯特参与航行时年仅17岁，成书时也不过21岁，但他已展现出深厚的学术素养。受苏格兰启蒙思想影响，他形成了有机的自然观，将自然视为动态平衡的生命网络。这一强调生态关联的观点后来在洪堡的学说中得到进一步体系化。福斯特的《环球航行记》还具有明显的辩证张力：既认同文明交流的价值，也察觉到殖民带来的文化侵蚀；在肯定人类进步的同时，也暗示所有文化终将回归自然循环。这一多重视角使该书超越了单纯的探险记录，成为启蒙时代跨文化反思的重要文献。

　　亚历山大·冯·洪堡于1799年前往美洲进行长达5年的科学考察，返回欧洲后定居巴黎，系统整理考察资料并出版《新大陆热带区域旅行记》《植物地理论文集》等著作。他强调整体性观察与跨学科研究，提出“生命之网”的自然观，认为自然现象相互关联，构成统一网络。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也促使他持反殖民与反种族主义立场。沙米索视洪堡为榜样，两人长期保持通信。他在《环球航行记》中多次提及洪堡，记载了南美与菲律宾当地人对洪堡的敬重。沙米索对植物地理学的关注明显受到洪堡影响，但其笔调更富浪漫色彩，且不回避自身知识的局限。福斯特、洪堡与沙米索三人之间的思想承续脉络，至今仍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世纪欧亚文学交流互鉴研究”（21&ZD27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