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期间，古文字学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传承发展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在党和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下，在科学研究方面，整合全国优势力量搭建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产出一系列重要成果，为探索早期中华文明的发展与演进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冷门“绝学”人才培养方面，贯彻实施“强基计划”，确保古文字学“有人做，有传承”。

　　金文资料的重要发现

　　金文研究是古文字学的重要领域。“十四五”期间，金文研究在资料的发现与整理、文字释读与文句解读以及基于金文资料所开展的历史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成果。

　　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古文字学是典型的由新发现而推动发展的学科。古文字资料的新发现，在学科发展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近五年来，金文资料的丰富主要受益于考古新发现和文博收藏机构对有铭铜器的综合整理。

　　周代封国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周代诸侯国有铭铜器，深刻呈现了汉字在诸侯国中的使用和发展情况。2021年出版的《霸金集萃》和《倗金集萃》，集中刊布了山西翼城大河口和绛县横水两处西周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前者收录有铭铜器近80件，后者收录110余件，包含多件长篇铭文。与北方发现的霸国和倗国青铜器铭文规模相当的，是南方随枣走廊发现的曾国青铜器铭文，其中尤以春秋时期的长篇编钟铭文令人瞩目。2023年出版的《龢钟鸣凰：春秋曾国编钟》，全面收录曾侯与编钟、曾侯求编钟和芈加编钟等长篇铭文的高清照片。钟铭记载曾国世系与史实，呈现曾国历史发展脉络。这些新发现的诸侯国铜器铭文中，出现了不少前所未见的字形和词语，大大丰富了金文资料，展现周代汉字的地域性风貌。

　　在战国金文方面，2024年出版的《新郑出土韩国铜兵器》，系统整理了1971年在新郑白庙村兵器坑出土的战国时期韩国青铜兵器，首次完整公布该坑出土的178份有铭兵器的器形、铭文图片和拓片等资料，建立了韩国兵器年代序列，纠正了以往的一些认识偏差，为三晋兵器断代研究提供了重要标尺。

　　金文释读取得重要进展

　　古文字释读是古文字研究的基础，对金文研究而言也不例外。金文释读包括文字考释、句意解释和文本通读等各方面。近五年来，研究者以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领域所获得的新资料和新认识为基础，在考释中注重综合考虑字形差异、地域特征、用字习惯等因素；注重从语言学角度出发，“比较充分地考虑到古文字和所表示的词的种种关系，考虑到它们在句子中的用法，把字形、词义、语法几方面的线索结合起来研究，把古文字资料和古书中的有关资料结合起来研究”，推进金文的精细化释读获得了很多重要认识，下面仅略举其要。

　　在文字考释方面，研究者注意到金文中“送”“遗”二字在形体、用法上的细微差异，将以往混同于“遗”字中的“送”字区分出来。首次出现于唐侯壶、唐侯鼎诸器铭文中表示赠送含义的一个新字形，有释制、赗和赙等不同说法，近年意见趋于统一，当从王磊释为“赙”。古书记载的赗赙制度，有了出土金文资料的明确记载。李春桃、凡国栋依据以往学者对“乳”字的认识，辨识出芈加编钟中的“乳小子”之“乳”字，指出当读为“孺小子”，是芈加对自己的谦称，从而为芈加编钟铭文所载人物、史事和年代的准确判断提供重要基础。现存的两件陈曼壶，由于其铭文前三行末三字刻写顺序不同，研究者对字形考释、语句通读、铭文制作等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张宇卫指出陈曼壶铭文中旧释为“逸”“遂”“逐”的字当释为“彝”，解决了该铭释读存在的长期争议。

　　在词语训解方面，西周金文中常见“蔑曆”一词，关于其含义，学界长期聚讼不休。近年公布的金文和清华简资料中，有与之相关的文例或文字，吸引研究者推动这一问题的解决。陈斯鹏提出，“蔑曆”有两类文例，第一类“蔑某曆”意为嘉勉某人之劳，第二类“某蔑曆”读为“勉劳”。春秋金文多见“祜福”一词，对其含义的理解学界多有不同意见。陈剑结合清华简《四告》资料，指出该词应读为“嘏福”，是“予福”或“受福”之意。

　　文字考释与词语训解，最终是为了疏通全文。金文资料中尚存在不少难以全文疏通的篇目。“十四五”期间，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力求对金文疑难篇目作通盘解释。其中最值得称道者，如裘锡圭《琱生三器铭文新解》，对三器的年代、铭文句意、铭文所载“土田狱讼之事”的性质等问题，提出了很多新的看法。该文将“公宕其三，汝则宕其二”一句，解释作如果召氏藉取庸所耕之地十分之三田地上的产物，王家就藉取其中十分之二田地上的产物。此说发前人所未说，对于我们了解西周时代统治阶级对仆庸土田的具体剥削方式有很大价值。

　　在这期间，不少质量上乘的金文研究的论著问世，如谢明文《商代金文研究》（2022），陈斯鹏《新见金文字编（2000—2019）》（2025），集中展现了金文研究成果。

　　以金文为资料的历史文化研究

　　金文资料内涵丰富，涉及商周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在对有铭铜器进行断代分域和文本释读后，金文资料便成为可资利用的史料。金文资料在古史重构中起着重要作用，研究内容涉及封国地理、族属分布、职官体系、贵族礼制、宗法制度等课题。

　　数量多、成体系的诸侯国青铜器铭文，推进了诸侯国历史和早期中国国家形态的深入研究。于薇《徙封：西周封国政治地理的结构—过程》（2022），在运用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利用金文资料，对130多个封国进行通盘梳理，由此展开西周徙封问题研究。从地理变迁和封国秩序两个角度出发，考察西周封国分布的阶段性变化。

　　金文资料中蕴含丰富的族群信息，赵庆淼《商周族群移徙与地名变迁》（2024），以商周族群迁徙与早期地名、国族名变迁为研究主题，深刻阐释金文中的族名与地名资料，对商周族群活动与地名的沿革、空间流动等问题加以综合考察，全面而系统地展示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空间背景。

　　宗法制度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商周铜器铭文有着丰富的宗法内涵。杨坤《两周宗法制度的演变》（2021），大量运用金文资料，考察殷周宗法制度的差异、两周宗子继承制度的演变、宗法称谓的使用特点和两周贵族祭祀制度的内容等课题，深刻揭示逑盘、沈子它簋等铭文在宗法研究上的学术价值。

　　“十四五”期间，金文研究日新月异，积极顺应科技潮流，叠加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青铜器与金文研究。展望“十五五”，金文研究将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全面深入开展青铜器铭文的整理和研究，科学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揭示古文字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深入发掘蕴含其中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发挥应有作用。

　　（作者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