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为主的西方古典学相比，以生命观照、意象言说、体悟感知、文脉传承为特点的中国古典学，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诗性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对诗意精神的追求。闻一多说：“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的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神话与诗》）诗性智慧的思维方法、精神追求、价值取向规定了中国古典学的思想原则和发展趋向。当今时代，在各种不确定性和潜在危机面前，从融合了实践理性和情感体验的中国古典学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对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将会发挥积极作用。

　　诗性智慧的思维方法以象征、类比、直觉为核心，强调天人合一、物我相通的整体性认知，不拘泥于逻辑推演，而重在心与境的感通。这种感通的结果便是“象”的营造。《周易·系辞下》将这种富有诗性智慧的思维方法总结为“观物取象”，并进行描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中国古典学就是在这俯仰之间用生命观照自然，从神明之德与万物之情中总结出“天道”“地道”和“人道”，并且以道自任。中国古人采用“立象以尽意”的言说方式，始终保持着对自然的亲近和敬畏。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孟子“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董仲舒“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程颢“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仁篇》），王阳明“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大学问》）。天地的大化流行与人类的生命流转始终相统一，这使得以象观德、以象类情成为可能，并构成了中国古典学独特的认知路径。如《诗经》中以“桃之夭夭”歌颂婚恋美好，以“杨柳依依”抒发离愁别绪，以“松柏之茂”喻示生命永恒，以“风雨如晦”映射人生困境。这些包含了符号、情感和意义的“象”，既是诗人感物兴怀的载体，也是哲人体认天道的媒介。“象”将天与人、美与善、伦理和艺术融为一体，不仅积淀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表现方式，更升华为一种贯通宇宙人生的精神境界。每一个“象”都是心灵与外界碰撞后凝结的晶莹露珠，反映了中国人对生命节奏、自然律动与道德秩序的独特体悟。从《周易》的卦象到《诗经》的兴象，从庄子的寓言之象到禅宗的机锋之象，象在言与意之间架起桥梁，使有限通向无限。

　　诗性智慧的精神追求在于超越逻辑与概念的束缚，直抵生命本真。这种追求不依赖严密推理，而是强调心灵与外物的共鸣，主张在静观、冥会中把握宇宙人生的整体意义。“悟”便是这种诗性智慧追求的目标。《说文解字》释“悟”：“觉也。从心吾声。”又释“吾”：“我，自称也。从口五声。”“悟”是自我内心的知觉，是认识、情感、实践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对事物本质的明了，是与执念和解的觉知，是能指引行动的智慧。孔子“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是儒家对人生的感悟，老子“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是道家对实践的领悟，王维“妙悟者不在多言”（《山水诀》）、严羽“诗道亦在妙悟”（《沧浪诗话》）是诉诸艺术直觉的审美体悟。禅宗更是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主张当下顿悟、见性成佛，将心灵的觉照置于认知之巅。“悟”是诗性智慧精神追求的极致体现，它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生命境界的跃升，是在瞬间照亮永恒的心灵闪现。它不离日用常行，又超越形迹规矩，使中华文明在理性建构之外始终保有深邃的情感维度与精神超越。

　　诗性智慧的价值取向始终以和谐共生为最高理想。“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和”不仅是一种伦理准则，更是宇宙运行的至美秩序。《中庸》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是天地间最深邃的节律，它贯穿于人伦日用之中，融汇于自然节律之间，既是社会和谐的准则，也是个体心灵的归宿。从琴瑟和鸣到天地同春，从家国共治到心性中和，“和”将个体生命与宇宙大化融为一体，是差异中求统一、对立中达共生的智慧结晶，彰显出中华文化对共生共荣、美美与共境界的永恒追寻。

　　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为核心，连同《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类书目”，构成了包括商周文献、诸子之学和秦汉典籍在内的基础文本，承载着中国古典学奠基期的思想观念与价值体系，是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源头活水。这些经典不仅记录了先民对天道、人事、秩序与意义的思考，更通过历代诠释不断生成新的思想形态，形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传统。诗性智慧是这一传统的突出特征，它以“象”为载体，以“悟”为枢机，以“和”为目的，贯穿于礼乐教化、修身践履之中，是个体安身立命与天下秩序建构的共同根基。

　　当下，人们正在面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带来的问题，两者交织造成了极为复杂的精神困境。现代性秉持工具理性，推崇不断向上的线性进步观，使人陷入效率至上的焦虑；而后现代性解构宏大叙事，鼓励多元的个体经验，却难逃相对主义的碎片化困境。在二者的张力之间，人类极易陷入价值虚无与精神漂泊。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又加速了人类对确定性的迷失。当海量知识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填充人们的头脑时，它带来的不是期待中的“客观真理”，而是对“意义虚无”的焦虑和“决策瘫痪”的恐惧，仿佛一切“自由选择”都被某种力量所裹挟，被他人作了刻意安排。

　　中国古典学在新的时代视野下激活本源精神，将诗性智慧的思维方法、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为应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双重挑战提供思想资源与精神导向。通过“象”的隐喻性思维，人们得以超越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在具身经验中领会万物关联的整体图景；借由“悟”的直觉方式，个体能在信息过载的碎片中重建意义整体；参照“和”的价值目标，则可在差异共存中寻求动态平衡。这一过程既回应了技术时代的精神危机，也使中华文明的古老智慧成为信息时代可实践的生存智慧，持续参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建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典学与中国早期文学的历史格局研究”（20&ZD26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