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起源是中国上古史的焦点，也是史前考古学研究的核心。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辽宁朝阳牛河梁和安徽含山凌家滩发现并清理了等级分化严重的墓葬，出土大量精美的玉器，引发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关于中华文明起源讨论的热潮。尽管两地相距超过1000公里，但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表现出的共性令人惊叹：形制相似、功能相近的玉龙、玉龟、玉镯、竹节状玉珠屡见不鲜，加之龟灵崇拜、天圆地方等思维观念的共享，很难想象这些是在没有任何交流的情况下产生的。

　　进入21世纪以来，红山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最高等级墓葬，即牛河梁N16M4和凌家滩07M23也先后得到发掘与揭示，不仅再次刷新了学术界对两支考古学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更将二者间的联系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牛河梁N16M4内出土的整身玉人，与凌家滩87M1、98M29的6件玉人形象高度相似；凌家滩07M23中出土于墓主人腰部、内部放置玉签的1件玉龟和2件斜口筒形器，为解读红山文化斜口筒形器的性质与使用方法提供了直观的参考。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研究成果，二者同为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性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占据源头性地位。对二者文化交流与互动的过程、机制与动因进行探索，无疑有助于深化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

　　2016年，凌家滩遗址内的最后一座现代坟万氏坟迁出后，考古工作者对迁出区域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现1件跪坐玉雕人像残件。人像呈白色，下腹以上及背后残缺。双腿呈跪姿，膝盖相对，下腹微隆起，底部平整。残高2.8厘米、最宽3.3厘米。这是凌家滩文化中首次出土跪坐玉雕人像，虽仅残留下半部分，但跪姿明显，整体形态与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跪坐石雕人像表现出了极高的一致性。考虑到红山文化数量众多的各类人像与先进的雕琢工艺，凌家滩跪坐玉雕人像应是受到红山文化影响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清理还出土1件绿松石片残件，一面蓝绿色，另一面黑色，残长3.1厘米、厚约0.2厘米。经检测确认，蓝绿色部分为绿松石，黑色部分为其本身的围岩。此前，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方形基址外侧东部的黑土层中出土1件绿松石鸮，同样在绿松石面下发现黑色石皮。带有原生黑色石皮的片状绿松石饰品，史前时期发现很少，只在重庆巫山大溪遗址（属大溪文化）、陕西南郑龙岗寺遗址（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发现过。郭大顺先生曾对上述两处遗址的文化面貌进行对比，认为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带黑色石皮的绿松石饰品源头应为江汉平原的大溪文化，原料来自产绿松石的鄂西北地区。东山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鸮，也与江汉平原的史前文化有关，反映了南北方之间的高层次交流。凌家滩遗址出土的这件绿松石残件，为探索东山嘴遗址绿松石鸮的来源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线索，其显示的更可能是东部地区距今6000年以来的文化互动与交流。

　　2019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对凌家滩遗址内、外环壕之间西侧的祭祀区进行了重点发掘，在其中一处祭祀坑内发现石器140余件、玉器70余件、陶器40余件，包括凌家滩遗址迄今发现最大的石钺，以及一件精美的龙首形玉器。此外，还发现1件梳形器，若仔细辨析，可知其实为勾云形玉器的一侧残角。勾云形玉器是红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史前时期也基本仅见于红山文化之中，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勾云形玉器残角，无疑又为二者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2024年，赤峰市敖汉旗元宝山遗址的发掘，揭示了目前内蒙古境内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红山文化积石冢。元宝山中心大墓M15为一侧带台阶的土阶砌石墓，出土1件造型精美的介字形玉冠饰，为红山文化的首次发现，在凌家滩文化中却早有出土。凌家滩87M15出土3件玉冠饰，与元宝山玉冠饰相比，均是顶部呈“人”字形，中间为三角形镂孔，两侧向上卷曲形成圆孔。尽管下部形态有别，但相似性也显而易见。除此之外，红山文化半拉山墓地和凌家滩遗址还均发现器形极为相似的“8”字形双联玉璧，那斯台遗址采集的1件长斧形玉钺也与凌家滩87M2：5极为相似，斜口筒形器目前也基本上仅见于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之中。总之，抛开蜷体玉龙、玉龟等象生形玉器外，斜口筒形器、玉冠饰、竹节状玉珠、双联璧等特殊几何形玉器的发现，表明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之间确实存在密切的交流与互动。

　　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的交流，此前一直受到质疑，除去客观存在的超远距离外，处于二者之间的海岱地区关联性发现的缺失也是重要原因。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距今6000—5000年间西辽河流域—海岱地区—长江下游交流与融合的图景，也表现得越来越清晰。

　　钺是新石器至青铜时代一类极为重要的器物，一般认为是权力尤其是军权和王权的象征。从考古发现来看，钺首先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内发现，是标志墓主人社会身份、等级、地位的特殊器物。玉石钺为大汶口文化的代表性器物，绝大部分为长方形或梯形，刃角明显，上部可见一至二个小钻孔，且多流行镶嵌绿松石。山东沂南县博物馆藏1件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石钺，采集于北丁遗址，为下部略内收的圆角弧刃钺，与典型的大汶口文化钺明显有别，也与北阴阳营文化、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中下部略外撇的圆角弧刃钺不同。

　　红山文化钺出土数量较少，材质分为玉、石两类，在牛河梁、半拉山、东山岗、元宝山等遗址都有发现。红山文化玉石钺绝大部分器高大于器宽，顶部较平，两侧较直，两侧与刃部的过渡圆缓自然，上部有一圆形钻孔。综合比较来看，沂南北丁遗址采集的这件石钺，为典型的红山文化式钺。西辽河流域此前并无使用玉石钺的传统，应是受到长江下游地区的影响，制作出了极具辨识度的红山文化式钺，又影响到了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

　　牙璧为海岱系玉器的原创性和代表性器物，同牙璋一道，共同彰显了海岱地区在史前玉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独特贡献。2014—2016年发掘的辽宁朝阳半拉山墓地M39内出土1件异形璧，平面为圆形，但边缘凸出三个月牙形耳饰，与山东平阴周河遗址大汶口文化M4出土的牙璧在尺寸与形制上均较为相近。赤峰市敖汉旗元宝山积石冢的一座墓葬内出土了1件更加典型的海岱式玉牙璧。牙璧的发现，不仅拓展了红山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西辽河流域与长江下游远距离交流中间地带的空白，夯实了中国东部地区远距离文化交流的事实。

　　相较于西辽河流域与长江下游，海岱地区发现的绿松石器年代更早、数量更多，在属北辛文化的江苏灌云大伊山遗址就有发现。关于北辛文化的来源，多数学者认为其与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关系密切，这也恰好能解释北辛文化绿松石器的来源。至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绿松石器数量进一步增多，成为海岱系玉器的重要特征。如是，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的绿松石器，甚至在更晚的良渚文化瑶山墓地中发现的少量绿松石器，也可能是受到大汶口文化影响的结果。绿松石器虽小，却是古国时代中国东部地区波澜壮阔的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生动见证。

　　综观中国东部地区的跨区域文化交流，其实早已有之，且延续时间极长。如方向明所说，早期良渚圆雕玉龙与红山文化玉龙形制完全一致，只是个体有别，这是继七八千年前东北亚地区玉环玦、玉弯条形器传播到江南后的第二次重要文化和观念交流，第三次是商周时期东北亚地区的石棚墓突然出现在温州地区。东北地区文化因素的南传，能明显观察到的有这三次，而实际情况则应该更频繁和复杂得多。如此跨区域长距离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交流，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奠定了基础。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发现了数量众多、器形相似的器物，包括玉人、龟、斜口筒形器、龙、双联璧、环、镯、璧、钺，应该也是这一宏大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距今5800年前后，中国各主要考古学文化区进入了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加速的阶段。各地区在走出不同的社会复杂化与文明化进程的同时，相互之间的交流、互动与融合也在不断加深。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凌家滩文化便是这一时期跨区域交流的深度参与者与杰出代表，这些交流与融合不仅进一步促进了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与演进的总体进程。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这一过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值得更系统、更深入地阐释与解读，以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和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系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