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是人类文化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与深刻转向。它以人的本质特征为探赜视角、以物质生产实践为核心范畴,对文化“何以根本生成”“如何历史流变”“有何地位作用”“为何需要交往”等基本问题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解答,彰显出鲜明的批判性、建构性与超越性特质。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扬弃西方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奠基于对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历史运动的深度洞悉,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结合、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同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贯通,首创出人类文化思想史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解释范式。
现实个人及其生产实践中的
文化内涵
在本质上,文化是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实践的思想产物、观念表达和意识体现。“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这是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即可确认的事实。新唯物史观的逻辑起点是“现实的个人”,即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人,从而确证“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构成人类生存和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在此解释框架下,马克思恩格斯建构起存在本源的致思路向,发现“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揭示出文化是从现实的个人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
文化以实现人的解放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文化具有属人性,文化的意涵与对“人”的理解紧密相连。马克思恩格斯破除黑格尔“想象出来的人”和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理论窠臼,在“现实的个人”的认识理路下,聚焦“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即占社会多数的劳动阶级,从而对文化采取群众史观的阐释路径,以改变劳动阶级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为根本关怀,构思出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坚守群众观点和人类情怀,认为文化应当为劳动群众创造并且导引未来社会的创生,致力于实现人的解放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通过“实践的唯物主义”视角理解文化起源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开创了一种区别于观念论的文化生成解释框架。这一框架在文化研究路径、本质理解和主体力量上,依次实现了从“天国降到人间”到“人间升到天国”、从“意识本源”到“存在本源”、从“精英创造”到“群众创造”的革命性转向,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的方法遵循、思想基础和立场导向。
人类社会的文化演进与前景
人类社会文化在总体上呈现出“原始社会文化—奴隶社会文化—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共产主义文化”的发展图景。物质生产实践史即人类社会发展史,其内蕴着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规约人类社会发展与文化演进的固有的、本质的、稳定的联系。作为“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等文化形态受到物质生产关系性质的影响。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作用之下,文化形态演进遵循社会形态的更替规律,大体表现为五种文化形态依次演变。当然,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可知,文化形态演进序列的一般规律并不构成对特殊形式的否定,而是顺序性与跨越性的统一。
共产主义文化是文化演进形态的未来前景与理想样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是马克思恩格斯求解“资本主义文化向何处去”的致思理路。他们审视资本主义文化,指出其具有把劳动阶级排除在文化享受范围之外的狭隘性、无法实现文化财富源泉涌流的匮乏性、致使人的意识畸形发展的危害性。从文化根源于社会存在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剖析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生产关系并不适应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这一内在矛盾只有在建立合乎生产力社会本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得到彻底解决。新社会的到来,将使共产主义的文化旗帜矗立其中。
文化的历史作用与发展规律
文化作为社会结构的组成要素,对历史发展起着能动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揭示出,社会结构是由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组成的“有机体”。在这一系统中,各要素间内在交织、彼此依存、耦合互动,共同推动社会趋向总体方向进化。其中,经济基础起“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上层建筑各种因素“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一定意识形式的解体更“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观念形态的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影响着历史发展的进程。积极观念形态的文化具有推动或者加速历史发展进程的作用,消极观念形态的文化则阻碍或者延缓历史发展进程。
文化发展不仅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还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归根到底”而言,物质生产决定文化发展。“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物质生产的状况、水平和性质决定着文化发展的状况、水平和性质。就文化自身而言,其发展呈现出特殊性。一方面,文化发展与物质生产并不一定平衡,艺术的繁盛并不一定与社会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另一方面,文化发展具有内在互动性与批判继承性,文化内部形式之间“互相作用”,以人们思维中独立形成的资料为思想前提,在人的头脑中展演其自身的独立发展道路。
在交互性结构视域中把握文化的作用与规律,文化成为“人的活动—社会运行”“思想理论—客观现实”“精神武器—物质武器”之间的交互点。文化烙印于人的意识,贯通于人的活动与社会运行之中,是基本的、深沉的、持久的力量。文化还是理论性、精神性的“批判的武器”,并且能够转变为改造现存世界的物质力量,展现出革命批判性效应。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文化交往
在世界历史的“交往性”境况中,各民族文化显现出交往景象的同时,也深嵌于交往规定之中。“历史的世界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资本逻辑操控的生产方式促进了分工、交换和交往范围扩大化,从而打破民族、地域局限,把相对封闭离散的各民族日益连成一个普遍交往的整体系统。在世界历史交往秩序下,正如“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精神的生产”也昭示出“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特征,“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世界历史使得“普遍交往”体现在不同民族、不同时期与不同领域等方面,使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交往要求。
在世界历史的一体化演进中,各民族文化彰显出交流融合的趋势。世界历史作为“历史总体”,展现的是整体化或一体化的现实图景。马克思以“世界的文学”形成为例说明了在世界历史场域中,各民族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交往,使相互间同质性的文化因素日益增多,并融汇为人类文明中的普遍性、互通性、共同性文化成果。当然,文化发展的一体趋势并不是对文化民族性与多样性的否定。“世界的文学”本身“由许多种民族的地方的文学”构成,是各民族文学在相互交往中克服文化“片面性”和“局限性”、汲取“普遍性”和“同质性”因素的结果。
统括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文化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以人的实践及其历史变迁为内在线索,依托“新世界观”的社会存在理论、社会形态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在“现实个人—物质行动—思想观念”关系向度中诠释文化的本质与旨归,在“过去—现在—未来”时间向度中描绘文化的形态与前景,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结构向度中揭示文化的作用与规律,在“民族—世界”空间向度中展现文化的规定与趋势。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文化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文化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与思想资源。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