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然对华发出挑衅言论，暗示武力介入台海问题并拒绝撤回。面对中方严正交涉及国内外反对声浪，高市继而辩称，日本根据“旧金山和约”放弃了关于台湾的全部权利，因而并无认定台湾法律地位的立场。高市谬论严重背离一个中国原则，冲击战后秩序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折射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加速抬头之势，为亚洲国家及整个国际社会敲响了警钟。

　　高市谬论公然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台湾回归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成果，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均明确规定台湾归还中国，其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置疑。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宣告“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并在台北举行“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由此从法律和事实上收复了台湾。1971年联大第2758号决议从法律上彻底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明确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也绝不可能加入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是在中国这一国际法主体没有发生变化情况下的政权更替，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土疆域没有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目前，全世界有181个国家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一个中国原则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高市挑动台湾议题，刻意强调非法的“旧金山和约”，却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避而不谈，承袭了战后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对国际秩序法律基础的错误认知和对相关国际法文件的一贯“默杀”态度。

　　高市谬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背弃中日有关政治文件原则精神及其政治承诺。日本在台湾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严重历史罪责，甲午战争后强占台湾并进行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疯狂掠夺宝岛矿产资源、民生物资，制造了台湾历史最黑暗的一页。在战后中日关系发展中，台湾问题始终是一个敏感焦点议题，日方曾就此作出郑重承诺。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承诺“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最高法律文件形式对声明内容予以确认。1998年《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就台湾问题作出进一步规范，对日台关系的定位更加清晰，即仅限于“民间和地区性往来”，排除了日本适用国内法插手中国内政、升级日台关系的法律空间。日方首次将“中国只有一个”条文化，“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2007年12月28日，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就台湾问题作出完整表态：日方不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也不支持台湾当局搞“入联公投”。对照这些，清晰可见，高市谬论及相关辩解意在突破上述文件确立的法理底线，将既有承诺视同无物，不仅损害中日互信基础，也严重违背“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高市谬论是极右翼思想及政治立场的集中爆发，向世人展示了日本军国主义遗毒之深。近代日本军国主义起于明治时期，兴于战前昭和，对内专制统治，对外侵略扩张。其本质是为实施侵略而疯狂扩军备战，将国家置于军事控制之下的黩武思想、政治体制与制度安排的集大成，核心特征是军事至上与霸权主义，将强化军力置于国家建设核心地位，将对外扩张视为实现国家目标的最高手段。战前日本军国主义通过制度设计牢牢控制国家权力中枢，战后日本通过民主化改革、解除旧军部武装，在制度层面实施了“去军国主义化”。然而在冷战背景下，军国主义遗毒未能得到彻底根除。在美国的包庇纵容下，大批战犯、褫夺公职人员重返政界，重掌权柄，推动修正主义历史叙事，打破专守防卫原则，加快重新武装步伐。战后日本政治对于战前的高度承接性，不仅阻碍了日本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也为军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面目复活埋下了伏笔。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具有特殊冒险性，警示亚洲人民切勿“马放南山”。日本战后改革铲除了军国主义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但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却从未消失。对照战前军国主义的概念，一种新型军国主义倾向的抬头已足以令人睁大双眼。它也许不再是赤裸裸的军事侵略扩张，但国家主义、军事至上、极端排外主义与传统军国主义的思想内核高度契合。在实际政策操作中，战前军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战略短视的机会主义，试图通过军事冒险打破国际秩序，最终将国家命运押注于战争豪赌。这些思想特征及风格特质，在高市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高市及其背后的极右翼保守势力，一贯秉持错误二战史观、顽固参拜靖国神社、主张修改“和平宪法”、要为自卫队“正名”、延揽军方背景人员参与决策，已引发历史修正主义、军事扩张和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等多重风险。随着日本政治光谱整体右移，挑起国际争端、人为制造“威胁”，再以此凝聚国内支持、最终增加个人支持率，成为近年来日本政客稳定执政基础的操作逻辑与流量密码。这种“剧场型表演政治”自小泉纯一郎起发扬光大，而至高市尤其带有危险性。与自民党内“老钱”相比，高市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没有党内派系支撑、没有美国人脉的加持，所以她就更需要直接诉诸民粹、迎合民粹。

　　近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援引《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警告日本若武力干涉台海将构成侵略行为，中国有权直接采取军事行动。对此，日方就该条款法律效力提出质疑。诚然，1995年联大会议曾通过第50/52号决议，认为“敌国条款”已经“过时”。2005年联合国峰会《成果文件》也重申了这一点。然而法律事实是，作为意愿表达和道义呼吁的联大会议决议并不等同于修改《联合国宪章》的刚性法律程序，该条款在法律上从未被废除，至今仍是完全有效的国际法条款。更重要的是，回望1995年，冷战刚刚结束，改革与合作成为时代主流、各国共同愿望，而该决议恰恰就是在日本发表“村山谈话”、反省侵略历史的背景下产生的。时移势易，日本政界的重大变化理应引起亚洲人民以及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的警觉。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抬头，也许正在为激活沉睡中的“敌国条款”铺平道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