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恩格斯曾经多次以“第二小提琴手”自谦，但实际上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捍卫和坚守可追溯至19世纪40年代，这份孜孜不倦的付出与坚持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五年时光。这位“第二小提琴手”与马克思之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形影不离、并肩作战的珍贵情谊，值得人们铭记。

　　形影不离共奏政治经济学交响乐

　　马克思在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构建了整个方法论体系。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体系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础上表现为对唯物辩证法的多维度具体应用，实践认识论作为根本方法指导贯穿其中。作为发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共同参与者之一，恩格斯已经开始为这一方法论基础地位的奠定展开保卫战。比如，面对巴尔特、伯恩施坦、考茨基、拉法格之流径直将“经济决定论”的帽子扣于唯物史观之上的做法，恩格斯通过强调“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的“整个历史的基础”予以回击。恩格斯以书评的形式充分肯定并高度赞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确立的唯物史观基础，阐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强调唯物史观终将让“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展现在我们面前。恩格斯还旗帜鲜明地澄清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应用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本质区别与联系。恩格斯深刻地指出，虽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应用的方法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但必须对其“唯心”的实质“作一番透彻的批判”。恩格斯进一步肯定，“巨大的历史感”基础是黑格尔辩证法的高超之处，而马克思要做的正是“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基于此，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辩证方法应用便隆重登场了。在此之后，一直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夕，恩格斯均以全过程参与、积极互动、精神共鸣等方式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创作保驾护航，贯穿其中的实践认识论根本方法指导体现得淋漓尽致。当马克思急需一些“理论著作中找不到”的实际内容时，恩格斯总是竭尽所能一一解答。比如，工厂营业中流动资本在原料和工资上的分配问题，以及在簿记里如何计算周转等现实问题。诸如此类的疑惑是需要从实践和认识的不断互动中寻找答案的，实践认识论的指导作用至关重要。

　　同仇敌忾共迎方法论之战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直至马克思逝世之前，这对亲密战友为《资本论》的方法论保卫战吹响了一次次进攻的号角，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与宣传、总结与批判。其一，谈及《资本论》的创作思路与方法应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话题。在《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恩格斯对《资本论》在章节和标题的处理上应该如何借鉴黑格尔的“辩证”特色给出了具体建议，而马克思则表示要持辩证的态度来接受这些建议。恩格斯再次强调“黑格尔用语”的重要性之后，马克思进而明确表示唯物辩证法是“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其二，为了有效提升《资本论》第一卷的社会关注度，同时有力回击反对派的抨击与诋毁，马克思与恩格斯联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九篇书评的形式为其大力宣传。上述安排不仅效果极好，而且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创作与具体修改指明了方向。其三，《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是马克思为其方法论应用所作的一次系统而深刻的全面总结，恩格斯对此赞赏有加。比如，马克思就各界对《资本论》方法的理解、评论，甚至诋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马克思深刻阐明了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之间本质相同、形式相反的问题，以此回应那些不懂辩证法的经济学家的误读；马克思进一步澄清《资本论》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紧密关联，恩格斯对此表示肯定与支持，认为黑格尔的体系“在今天也还保持着充分的价值”。其四，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声援、对《资本论》的坚守与捍卫，还突出体现在《反杜林论》的撰写中。在《反杜林论》哲学编的“量与质”“否定的否定”两个部分里，恩格斯对不懂辩证法却极尽污蔑毁谤地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混为一谈的杜林，展开了一系列犀利、深刻且充满智慧的批判。比如，在量变转变为质变的问题上，杜林捏造了“预付达到一定界限时就会单单由于这种量的增加而成为资本”的谬论，肆意将与“马克思实际所说的相反的话强加给马克思”。在“否定的否定”这一部分，恩格斯举例杜林对于“英国资本的所谓原始积累的产生过程”的歪曲解读，后者污蔑马克思是在借助黑格尔否定的否定这一“辩证法的拐杖”进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恩格斯随后例证否定之否定规律如何存在于自然界、历史、思维之中。毫无疑问，恩格斯的批判性论证为捍卫《资本论》辩证方法的科学性、真理性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

　　坚持终生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仍旧奋战在保卫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最前线，其创作于1890—1895年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诸多书信文本，应被视作恩格斯一生理论工作的最后战役。为了迎战当时资产阶级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教条化的诋毁和误读，为了回击巴尔特之流公然将马克思的理论污蔑为“经济唯物主义”以及“宣扬社会宿命论”，恩格斯不遗余力地一次次重拳出击，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续写精彩篇章。比如，谈及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恩格斯强调它根本区别于所谓“唯一决定性因素”，进而突出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又如，恩格斯特别强调因自身特殊性造成哲学和宗教同属于社会意识的形式却又不同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它们具有相对独立性，且与其他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且社会意识的所有形式与经济基础的发展之间不可能时时同步。再如，谈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时，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历史结果”是“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产生的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中包含了“许多单个的意志”。此外，恩格斯还通过多封书信深刻阐明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态度直接关系其革命理论的方法指导作用，因为它是“研究历史的指南”，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等。

　　（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