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由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徐慈华主持，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黄华新等50余位师生参加。

　　弗兰斯·范爱默伦（Frans H. van Eemeren）提出，论证的本质是通过理性方式解决意见分歧的交际行为。为了分析复杂的论证过程，他将其解构为冲突、开始、论辩与结束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论证者都会通过断言、指令、承诺等特定交际行为推进讨论。论证者始终面临一个根本困境：既须追求修辞上的有效性，又须遵循论证的合理性。针对现实论证中的核心难题，弗兰斯·范爱默伦提出了“策略操控”这一关键概念。如何协调修辞有效性和论证合理性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策略操控”理论的核心关切。该理论旨在通过对话题选择、受众需求与表达手段的综合运用，最终达成“以理取效”的论证效果，使合理性成为说服力的坚实基础与合法性来源。

　　随后，进入本次讲座的学者对谈环节，由浙江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张传睿副教授主持。范爱默伦、挪威卑尔根大学教授延斯·凯尔森（Jens E. Kjeldsen）与浙江大学数字法治实验室主任、光华法学院教授熊明辉，与现场观众展开了深度交流。讨论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核心方向：

　　1.AI时代，论辩价值的内涵是否会发生变化？

　　弗兰斯·范爱默伦认为，AI的影响必将深度触及论证理论。他期待学界能积极回应AI工具带来的变革，推动论证实践与理论探索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延斯·凯尔森将论证能力生动类比为“肌肉训练”，强调必须依赖个人实操。AI论证输出的“泛化性”局限，无法适配与配偶、同事等特殊情境的个性化讨论需求。

　　熊明辉表示，当前，大语言模型虽能高效辅助论证，但其本身缺乏自主思想，且存在“幻觉”问题，对使用者的辨别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论证对象可能从“人”拓展到“机器”，我们必须主动适应这一变化。

　　2.在信息过载时代，论辩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针对信息过载与认知极化的问题，弗兰斯·范爱默伦认为，论证理论为筛选核心信息、辨析论证结构提供了系统方法。他建议，将常用的分析方法转化为技术手段，逐步实现论证分析自动化。

　　延斯·凯尔森肯定了AI在处理多维信息方面的优势，并以“医院建设”为例，说明AI能够快速提供多角度论点，但其根本价值仍在于服务具体的论证目标。

　　熊明辉则强调，尽管AI能高效检索信息，但论证的核心环节，即确立立场、指导行动仍需人类主导。他重申，人类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与辩证思维是AI难以替代的核心能力。

　　3.在论证中，是否会通过妥协来推进谈判？

　　当讨论转向论证中的妥协机制时，弗兰斯·范爱默伦提出，妥协常表现为一种“无名的共识”，是通过重新定义讨论框架推进解决的有效策略。

　　延斯·凯尔森补充道，对于某些源于价值观的深度分歧，接受不同观点可以并存是现实选择与智慧，而妥协则是在必须决策时的务实路径。

　　熊明辉表示，在商务谈判中，妥协是连接对立立场与共同利益的关键策略，常通过精准的语言表达来最终实现，这正是论证理论展现其应用价值的重要领域。

　　4.如果我们把论证的情境详细描述给AI，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对于如何让AI理解论证情境，弗兰斯·范爱默伦持乐观态度，他认为，“制度性情境”相对易于形式化，可转化为结构化参数供AI调用。

　　延斯·凯尔森则谈到当前技术的局限性：AI在广泛讨论的公共议题上表现较好，但对于小众或缺乏训练数据的议题，其论证质量仍显不足，反映了当前技术的局限性。

　　该讲座由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主办，获逻辑与认知发展基金项目支持。

　　图1、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言语交际、论证理论与修辞学系荣休教授、莱顿大学特聘教授弗兰斯·范爱默伦演讲  主办方提供

　　图2、学者对谈环节  主办方提供

　　图3、与会者合影  主办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