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波兰裔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了田野调查方法和功能主义理论，成为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对后世影响深远。他与中国人类学先驱费孝通先生有师生之谊，在他为费先生的《江村经济》所写的序言中，马氏指出中国研究对人类学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本书以及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开展的广泛的工作，证实了我的预言：‘未来的人类学不仅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人和霹雳的俾格米人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西印度群岛黑人、脱离部落的哈勒姆非洲人同样关注。’”

　　马林诺夫斯基将目光从西太平洋的小岛投向广袤的华夏大地，他为何断言中国研究等将成为人类学的新阶段？要理解这一富有前瞻性的洞见，我们必须回溯他对当时欧洲文明危机的深刻诊断，探寻他对人类学学科的理想与期望，并将其置于他所构想的世界历史图景中加以解读。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中国文明是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对中国文明的深入研究，能推动人类学真正成长为一门成熟的文化科学，进而为拯救欧洲乃至全球文明提供关键思路和路径。

　　战争阴云中反思欧洲文明危机

　　马林诺夫斯基为费孝通先生著作所撰序言，落笔于1938年10月15日——这是一个历史语境中微妙的时刻。《慕尼黑协定》刚于十余天前签订，英法两国以绥靖政策，强迫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地区，妄图用牺牲弱国利益，暂时安抚法西斯的侵略野心。作为波兰遗民，马林诺夫斯基对此满怀愤懑。他直言：“我们的现代文明，目前可能正面临着最终的毁灭……我们欧洲人越来越依从于疯子、狂人和歹徒。”历史的走向不幸印证了他的判断：次年，协定便被公然撕毁，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马氏于当年前往耶鲁大学任教，又目睹美国国内右翼暗流涌动，两年后见证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举国震动。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马氏忧心地认为这场世界大战或将毁灭“忠诚、正直等根本价值观”，摧毁现代欧洲文明。

　　因此，步入晚年的马林诺夫斯基将大量精力投入战争与文明议题的研究，试图从人类学视角为欧洲文明开出救治良方。在其遗著《自由与文明》中，他以功能主义理论为基石，构建起一整套完整的世界历史图景，以此解析当时的文明危机。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深受霍布斯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启发，试图拟构人类历史的起源：早期人类为应对生存挑战，自发凝聚成一个个小型文化实体，这类文化实体以满足个体需求为核心，无需依赖强力中央集权与暴力手段，始终维持着和平稳定的状态；而政治国家与战争的起源则另有脉络：随着防御外敌、裁决纠纷等现实需求的凸显，人类逐步构建起政治机构，这些机构通过垄断暴力、塑造内部纪律，最终催生了原始国家。原始国家间的冲突打破了文化界限，形成更大的政治实体和文明，使得世界历史进入文字时代。

　　人类历史早期的武力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客观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但自地理大发现至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已在事实上联结为一个整体，文化交流不再需要以战争为媒介。正因如此，在现代社会中，战争彻底沦为负面制度——它不再具备任何建设性意义，非正义战争成为单纯以永久奴役其他民族为目的的暴力工具。更值得警惕的是，技术的进步大幅提升了战争发动与动员的效率，却未用于约束暴力。最终，由于缺乏对战争暴力与奴役欲望的有效制衡，当代世界陷入了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大战风险；帝国主义国家对其他民族的奴役欲望无限膨胀，技术进步反而沦为“为虎作伥”的工具，欧洲文明也随之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现实主义大师康拉德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学偶像，他在《黑暗的心》中描绘了“欧洲文明人”进入非洲腹地后暴露出极为野蛮暴力的一面，最终自我毁灭，不啻为马氏眼中欧洲文明的现实寓言。

　　文化科学视角下的中国研究

　　在这幅历史演化的图景中，马林诺夫斯基一方面肯定和珍视现代科技进步为人类带来的福祉，期待欧洲先进的文明成果有朝一日能惠及全球；另一方面迫切希望革除现代社会滋生的种种弊病。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人类学应有的意义，更是中国研究对人类学而言格外重要的深层原因。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功能主义人类学是一种关于文化的科学。通过深入系统的田野调查，研究者能够真实揭示社会中各类制度的功能与运转逻辑，精准把握作为关联性整体的文化本质。正因如此，功能主义人类学得以从经验性探究出发，逐步提炼出人类社会文化制度超越局部经验的一般性本质与历史发展规律。因此，正如物理学与数学能够为工程规划、设计计算提供科学指导，科学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应该能够指导人类的政治行动。在欧洲文明深陷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功能主义人类学具有特殊意义，它清晰揭示出人类社会的文化实体与政治暴力拥有截然不同的历史源头。

　　在这一理论框架中，中国研究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对马林诺夫斯基世界历史图景的“证成”作用。在他构建的历史图景中，中国恰好处于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键衔接位置：一方面，相较于原始文明，中国与欧洲类似，拥有高度发达的国家政治组织与绵延深厚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相较于已迈入现代的欧洲文明，中国又与诸多部落社会有相似之处——并未依靠自身内部动力自发孕育出现代工业文明。

　　毫无疑问，这种观点不乏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不过，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这种独特的文明定位，让中国研究具备了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他称，正如通过对特罗布里恩岛社会的研究，展现了人类历史早期相对平和、自足的文化状态，进而反驳了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下人类社会处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判断；对中国的深入研究，则能够填补从原始社会到现代文明之间的理论空白，并能佐证以上对世界历史图景及其演化的判断。

　　在他的视角中，中国文明的“中间性质”使之具有成为“人类学重返文明世界桥梁”的关键意义，为践行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现实价值奠定了基础。自西方人类学诞生之初，小型孤立的简单社会便长期占据研究核心；马氏坦陈，他的人类学研究是对欧洲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因此，他高度赞赏吴文藻、费孝通等中国学者对中国文明的研究。这使得人类学能够跨越“文野之别”，转向研究“在经济和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从而最终为功能主义人类学指导欧洲文明纠偏、将全世界引入美好和平的新世代铺平道路。

　　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中国的文化变迁堪称现代工业文明演进的“镜像”。他在《文化动态论》中曾明确指出，欧洲工业文明传播引发的非洲文化变迁，与欧洲边远落后地区的文化变革并无本质差异；而中国研究的价值正在于此——对中国等后发现代化国家文化变迁的深入考察，能反向促进对欧洲发达工业国家变革进程的深刻理解。也正因此，在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中，马林诺夫斯基最看重的便是关于江村蚕丝业改革的章节。若将这一观察置于更宏大的世界历史框架中，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实践更具有突破性意义：它清晰证明，先进科技与文化成果的传播，绝不依赖西方主导的暴力战争与殖民侵略；后发国家本身就具备内生的现代化动力与自主发展能力。这就从根本上驳斥了以“文明传播”为借口的侵略殖民逻辑，为文明交流确立了和平自主的新范式。

　　探索有道德态度的实用之学

　　由此，我们便能意会马林诺夫斯基在《江村经济》序言末尾，对中国学人的由衷赞扬。他说：“通过我个人同费博士和他的同事的交往，我不得不羡慕他们不持民族偏见和民族仇恨——我们欧洲人能够从这样一种道德态度上学到大量的东西。看来中国人是能够区分民族和政治制度的。”在他看来，当代欧洲文明的危机，正源于没有认识到人类的民族—文化与政治组织是分别起源的，因而产生了众多不必要的、悲剧性的暴力冲突与奴役。而能够理性地区分二者，正是中国文明之所长，或许能为欧洲现代文明挣脱战争泥潭提供重要的思想和实践资源。

　　无论马氏的这一评价是否准确，都足以窥见其赞扬背后深沉的时代忧思。尽管深受19世纪以来“科学主义”浪潮的浸染，他将自身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定义为“文化的科学”，并始终以严谨的科学研究范式自处，但他从未将人类学视作一门“价值中立”的学科，反而格外重视其内在蕴含的道德态度。在他眼中，人类学的使命远不止于认识人类文化的本质与演变，更在于背负起指导世界走向永久和平、实现平等和谐的道德责任。

　　这种价值观念或许让当时的中国学者产生了共鸣。20世纪初的中国人类学形成伊始便清晰地确立了自身的定位：它绝非一门追求纯粹客观、止于“旁观”的学问，而是要切实地理解中国、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吴文藻、费孝通等先驱引入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目的，也正是寻求一门“实用之学”，为实现中国文明与社会的复兴探索可行的方案。

　　（作者系南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