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会议与会者经常遭遇这般情景：报告人侃侃而谈，专业术语、复杂概念密集“轰炸”，台下听众却眉头紧锁，一脸茫然。直至互动环节，经过一番平实解说，核心思想方拨云见日。

　　一位学界前辈的感叹道出普遍困惑：“明明是好想法，为何偏要说得如此‘玄奥’？”

　　此类因表达晦涩造成的交流壁垒与内耗，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并非孤例。它不仅压抑学术自身的活力，更阻碍着知识价值的有效释放。改变，已刻不容缓！

　　文风问题，积弊已久。如何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与自下而上的学术自觉，形成相互呼应的强大合力，进而推动文风的系统性变革，仍然任重而道远。

　　晦涩文风阻碍思想交流

　　“视觉符号的解构性阐释”“审美意识形态的编码与解码”“嗅觉感知的具身性建构”“伦理范式的解构性耦合”……在当下的学术论文中，如此拗口难懂的表述并非个例，而是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晦涩文风的典型缩影。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李宇明将不良文风归纳为几种典型：机械堆砌名词术语的“概念游戏”；繁复引经据典、汇集群星语录的“语录汇编”；脱离现实问题靶点的“玄谈空论”；图表繁多却未提供有效新知的“形式主义”。

　　“当前文艺理论研究领域的不少论文，与其说是‘因理论而晦涩’，不如说是‘为晦涩而晦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吴子林直言。在他23年的编审生涯中，目睹了大量“语言空洞苍白、佶屈聱牙”的文本，“喜欢大量堆砌概念、术语，爱好长句、复杂句，纲目排列整整齐齐，形式逻辑密不透风”，表面理性十足，实则“文体僵化不堪、粗糙平庸”。

　　这种现象在很多学科领域都存在。山东大学人文社科期刊社社长魏建观察到，经济学领域存在“数理模型、实证回归分析连篇累牍，看上去头头是道，实际上缺乏真知灼见”的现象；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则不乏“‘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看似周全，实则空话套话连篇”的表达。

　　晦涩文风带来的最直接恶果是阻滞知识传播。当学者沉湎于“行话、黑话，而无真话、实话”时，读者“只会觉得枯燥无趣、索然无味”，思想交流被人为设置的术语屏障阻断。更深远的危害则会导致学术与社会连接的断裂。在魏建看来，不良文风损害了学术期刊连接学术圈与实践圈的功能，阻碍学术成果从“学术存档”走向“社会行动”。期刊文章点击率、阅读量的差异直观反映了问题所在。“高阅读量往往意味着话题切中社会关切，语言易懂且能引发共鸣。”魏建说。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管宁从文化传承角度提出，过度西化的学术表达，可能使中国学术在话语习惯与修辞美学的深层次上丧失文化主体性。若不能立足本土语言传统，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将面临挑战。

　　清澈表达成就学术经典

　　与晦涩文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它们证明了深邃思想完全可以用清澈的语言承载。

　　李宇明推崇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实践论》《矛盾论》都是高深的哲学著作，但读起来并不晦涩。”据统计，《毛泽东选集》1—5卷仅使用3136个不同汉字，却深刻阐述了复杂的革命理论，实现了思想深度与表达通俗的完美统一。

　　在中国学术传统中，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树立了典范。他用“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等源于日常生活又极具概括力的平实概念，将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层结构清晰揭示出来，构建了深刻而富有解释力的社会学理论。

　　钱锺书的《管锥编》采用“骈散结合、文白互补的‘家常体’”，“介于骈散雅俗之间，一气流贯，不为声律对偶所限”，达到了“以轻驭重，自在萧闲”的境界。钱锺书曾犀利批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的庸俗之见。

　　即便在偏重抽象的文艺学领域，宗白华的《美学散步》采用现代散文体甚至抒情式的语言，虽未构建严密体系，却以感性逻辑和审美魅力实现了有效的学术传递。

　　晦涩文风源于多重诱因

　　多位受访学者向记者表示，当下晦涩文风的形成，是学者认知偏差、语言能力弱化与学术环境导向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对“学术深度”的认知错位。部分学者陷入“审美观畸形”，误以为高深理论必然伴随晦涩表达，刻意使用生僻词语、西化句法、冗长句式，导致文章读起来艰涩生僻。

　　其次，语言能力褪色与思维模糊。当前，部分研究者对汉语固有的诗学品质渐趋疏离，致使其学术写作中常浮现“欧化表达”的痕迹。采访中，很多学者都向记者表达了如此感受：诸多作者虽表面以汉语行文，实则沉浸于术语堆砌之中，其语言已偏离汉语本有的艺术张力与诗意特质，沦为一种深受西方句法结构影响的异化汉语。更为关键的是，部分研究者在撰写之前未能充分厘清其论述逻辑，以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一现象在部分译介作品中尤为突出，由于对原文理解尚欠透彻，导致译文表达艰涩、意涵隐晦。

　　再次，学术评价体系的错位导向。当前，部分评价机制过度看重“术语密度”“文章长度”“引用数量”，而轻视“可读性”“社会价值”。这种导向促使一些学者为迎合标准，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用晦涩语言包装空洞观点。

　　此外，西方学术体系的长期影响，使得部分学者盲目模仿其表达范式，忽视了汉语“重意会、轻言传”的独特魅力。魏建发现，部分理论文章用理论词汇解释理论词汇，与大众语言脱节，无法实现有效传播。

　　最后，“读者意识”的普遍缺失，使学术写作沦为“圈内人的密语”，忽视了普通读者与实践领域的需求，让本可影响社会认知的研究成果困于“书斋游戏”，削弱了学术的社会影响力。

　　回归平实重塑学术传播力

　　驱散晦涩文风的迷雾，需要学者、期刊、评价体系协同努力，共同培育“好好说话”的学术生态。

　　文章是思想的载体，写作是与读者的交流。思想在传播中产生影响力，获得生命力。李宇明从务实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比如，下笔前先想清楚核心问题与逻辑；写作中用熟词，避免生吞活剥术语；完成后自己通读，以读者视角排查晦涩；最后求反馈，倾听非专业读者意见。

　　面对“西化汉语”对学术写作领域的侵蚀及其引发的表达危机，中国源远流长的诗性语言传统，成为驱散晦涩文风迷雾的宝贵资源。在受访学者看来，我国传统强调以“立象以尽意”的方式进行言说，通过营造空灵而富有张力的意境来传递精微义理。它启示作者，深刻的思想未必需要依赖繁复的从句结构与抽象名词，而是可以借助汉语固有的弹性、节奏感和意象表现力，将理论化入诗性的表述，从而纾解文章的晦涩之困，赋予其应有的文采与生机。

　　写作应坚持问题导向与案例支撑。魏建强调，突出实践价值，对必需的专业术语，建议简化处理，善用生活化比喻解释抽象理论。

　　文风转变亦是学术传统的薪火相传。中国素有“文以载道”“言近旨远”的传统。管宁认为，应深入挖掘由深厚人文学术传统形成的独特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与语言风格，扎根本土文化，激活经典文本现代活力，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科学学术文风。

　　评价体系优化，是滋养清新文风的关键。当可读性、社会价值成为重要评价标尺，学者将更聚焦研究实质而非语言炫技。魏建建议，将可读性纳入评审指标。《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刘曙光提出，立足中国实践、提炼中国经验、提出标识性概念范畴，力戒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唯有如此，学术才能回归求真务实，孕育穿越时空的经典。”

　　学术文章的生命力在于思想的传播与影响，而传播的前提是“好好说话”。当越来越多的学术论文能以浅白清澈的文字承载深刻思想，当学术真正走出象牙塔，融入时代脉搏，回归学术初心，中国学术必将焕发更加璀璨的生机。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杰 张清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