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以来，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中国学术界与思想界的共识，成为一个时代的最强音。学术期刊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客观上扮演着“风向标”与“指示器”的关键角色。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学术期刊亟待实现三重自觉，与学术界一同锚定变局中的“不变”，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毋庸讳言，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学术研究似乎陷入了某种思维定式，一论及研究，很多研究者下意识地认为，议题与国际接轨就是学术，能大段引用国际学术“大咖”就是水平。但遗憾的是，将太多目光放在域外，固然能开阔人们的眼界，但也导致部分研究者对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产生了轻视、淡漠乃至疏离。事实上，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途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本形成自己独特的实践模式和发展路径。新的实践和新的经验，必将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新的理论成果。因此，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实践，完善中国模式，提升中国共识，就是摆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面前的紧迫任务。特别是，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随着“后发优势”“学习红利”的逐渐消失，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日益增加，我们不能再指望西方为我们提供现成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而必须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亟待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以当代性视野、世界性眼光，摆脱对西方话语的简单依附与模仿，确立中国学者分析中国问题的独特方式及相应的建构逻辑。而在这一过程中，学术期刊需要发挥自己关键的“风向标”作用，要有坚定回归中国实践的理论自觉，在刊发文章的定位导向上要更加关注和鼓励那些真正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的研究。

　　在当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更多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相应建章立制、构建体系。当此之时，零敲碎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很难解决如此繁复的现实问题。这就要求学术期刊在选题策划上要有偏好崇本抑末的方法论自觉，要更加关注大问题、大思想、大创新，而不能满足于精雕细琢小故事、小技巧、小改进。回顾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治理经验，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是，我们的文化从来是崇本抑末，反对舍本逐末、本末倒置的，先贤做学问，也大多注重对本源问题的探究。

　　受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国内不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偏好量化模型的实证研究。量化模型、数理方法的运用当然有其合理性，所谓“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量化模型是部分人文社会科学进入比较成熟阶段的必然选择。但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最好还是与专业性期刊区别开来，尽量发一些涉及“道”的层面的文章，少发一些“术”的层面的文章，不能用不甚典型的“微观”个案研究排挤宏观进程研究，更不能为纠空疏之弊又陷入饾饤之学。“凡事必须求原理与事实，而原理常为空言。原理纵为空言，常可包括千百事实。”道不离器，器不离道，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更为基础性的理论与思想，而非具体的事例。文能弘道，文须载道，只有更多从“道”的层面入手，我们才能正确把握改革开放的本质和方向，才能真正实现“生产力标准”与“人民至上”价值标准的历史的有机统一。因此，学术期刊要心怀国之大者，更多刊发选题视域宏大、原创精神丰沛、现实关切深广的文章，这些文章影响力的“半衰期”也更长，也更能体现期刊的眼力与功夫。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中有十次提及“科技”，八次提及“创新”，显示了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高度关注。在西方明火执仗限制我国技术发展、运用的当下，党中央对自主创新创造的渴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沧海横流之际，一系列重大国际政治经济事件都在敦促我们对西方学术进行要素重置与价值重估，并在立足中国经验与吸纳优秀传统的基础上，构想一种新文明的可能性，从而超越西方的文明叙事。事实上，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一般的学者，而是大学者；需要的不是一般的思想家，而是大思想家。就学术研究而言，现在需要的不是一般的精致而平庸的学术，而是能取得基础性、原创性成果的学术。

　　提倡原创应当成为各个期刊的统一追求。各期刊应以提升中国学术的自主性，避免对西方文本的外在依附，提高中国学者对中国社会深刻变迁和巨大转型的解释力和引导力，提升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平等交流对话的层次为初衷，更多设置关注原创性研究的常设栏目。学术期刊应当开风气之先，激励原创思维，激发思想活力，力挺学术自信，催生中华民族自己的学术大家和思想巨人。当然，大量期刊已经开始了这一尝试，但往往限于特定领域、特定学科，在推动各学科全面、系统、整体地推进原创性研究方面还有所不足。面向未来，人文社会科学期刊需要鼓励更多学科的学者关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对中国奇迹作出解读，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所提出的问题作出真正科学回应，做能贡献于世界的研究。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学有着世界上最好的研究田野和最有价值的问题，躬逢其盛，得其所哉，我们理应从中提炼出原创性的解释模型和理论。事实上，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以至文学、历史学等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应确立起这样的行动自觉。

　　（作者系江海学刊杂志社社长、主编、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