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部分作家和批评家对为时代写作的文学不够重视，认为它们太切近现实，缺乏高度，更推崇“为人类写作”“为未来写作”的主张。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为时代写作并不意味着缺乏高度和深度，相反，真正深刻地为时代写作，既能够获得时代的认可，也完全可能超越时代，成为经典。当然，为时代写作不是对时代的简单再现，而是具有很高的要求。路遥就是一个为时代写作的典范。他的《平凡的世界》《人生》等作品深入而执着地关注现实，既让他在数十年中一直获得读者的广泛喜爱，也表现出超越时代的文学价值。路遥为时代写作的经验具有广泛的启示意义。

　　首先是对时代现实的热爱和关切。书写时代，首先要关爱时代，要对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和命运给予热切关怀，这是路遥创作的重要特征。他曾经明确表示：“对生活应该永远抱有热情。对生活无动于衷的人是搞不成艺术创作的。艺术作品都是激情的产物。如果你自己对生活没有热情，怎么能指望你的作品去感染别人？”（《作家的劳动》）所以，他的人物塑造充满感情，渗透着他对家乡人民的深情厚爱。这种关怀使路遥能够准确捕捉到乡村现实的重要问题，感受人们最迫切的渴求，并为他们发出强烈的呼吁。早在1982年，路遥就在《人生》中表达了对当时中国农村（事实上也是整个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问题之一——青年出路问题的关切，此后的《平凡的世界》更拓展了这一主题，深入思考乡村发展与农民的前途命运问题。同时，正因为路遥对乡村充满感情，将农民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真诚地关怀和热爱，所以，他对笔下的人物没有丝毫居高临下的态度，而是充满着理解和同情，以热情、平等而温和的态度进行叙述。即使是批判，也饱含着温情和善意。这两方面的特点使路遥的作品富有情绪上的感染力，更能得到广大同时代读者的关注和认同。

　　其次是对时代生活的深刻思考和揭示。书写时代，不是浮光掠影，而是需要深入生活底层，揭示生活的深层内涵，使作品成为时代真实深刻的写照。路遥有这方面的明确自觉。他说过：“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所以，他的《平凡的世界》等作品，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深入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对社会作了全方位的扫描，揭示生活中的苦难和矛盾，深刻针砭现实中的官僚主义等问题，从而做到批判精神与时代关怀二者的有机结合。以路遥对乡村青年命运的关怀为例，他关注这一问题，不是将视野停留在单一的情感层面，而是将其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和未来结合起来，寄托着路遥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和忧虑，也使作品传达出深远的思想内涵，具有了超越故事本身的价值意义：“我当初的想法是：我有责任把这样一种人物写出来，一方面是要引起社会对这种青年的重视，全社会应该关怀他们，从各个方面去关怀他们，使他们能健康地成长起来，因为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未来的事业是要指靠这一代人的……另一方面从青年自身来说，在目前社会不能全部满足他们的生活要求时，他们应该正确地对待生活和对待人生……”（《关于〈人生〉的对话》）路遥的人物塑造也是如此。他不是对人物作简单的二元化处理，而是深入时代生活，将人物的性格命运与其出身经历、社会环境等多方面深度关联，深入道德精神和社会人性的多个角度，立体地展示人物形象，特别是细致刻画人物心灵的矛盾、困惑和追求，真正体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艺术特色。

　　最后是切实的时代艺术表达。路遥的作品，特别是《平凡的世界》的艺术表达问题存在一定争议，一些人认为路遥作品没有运用当时中国兴起的西方现代主义手法，而是坚持传统的写实手法，在审美上也较多受到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缺乏西方的现代悲剧精神。这些批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如果考虑到路遥“为时代写作”的创作目的，就会对其艺术表达有更多的理解和尊重。正如路遥所说：“大多数作品只有经得住当代人的检验，也才有可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那种藐视当代读者总体智力而宣称作品只等未来才能大发光辉的清高，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此，写作过程中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的。”（《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他的创作具有为时代写作的强烈意愿，他写作的潜在读者也是当代的中国大众，所以，他的作品采用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传统写实方法，在审美上也努力呈现民族特色，并始终不懈地坚持。路遥这种立足于时代的写作方式虽然在当时的文学潮流中略显“保守”和“滞后”，但实质上拥有深刻的民族审美价值，并赢得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喜爱，拥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文学创作并无定规，为人类、为未来写作也自有其意义，为时代写作也不止一种方式。事实上，任何写作都应该以为时代写作为前提。从来都没有空洞的“世界”“人性”，只有立足于现实和时代，通过对时代的深刻把握和关怀才能实现更深远的人类关怀让“为人类”和“为未来”丰盈而实在。不深入时代，也就不可能超越时代。事实上，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乏为时代写作而成功的优秀作家。中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丝毫没有妨碍其作品进入伟大文学的长廊，美国的惠特曼、智利的聂鲁达等文学家也凭借强烈的时代精神而享誉世界。由此而言，路遥的创作方式毫无疑问是具有强烈积极意义的。他的作品既广泛深入地揭示了时代，又具有了超越时代的价值与意义，充分实现了文学的社会价值和审美意义。路遥的创作充分证明了为时代写作的价值，也足以启迪无数正在写作的当代中国作家。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