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科技时代,人工智能应用已植入到了各种日常场景,改变着人们的传统认知模式。在各类应用场景中,“数字复生”直指人们讳莫如深的生死命题,回应着人们的情感痛点,成为当今数智社会舆论中的“易燃”话题。数字复生利用机器学习及语音、图像合成等AI技术,对逝者的面容和声音进行生成式拼接,在数据和影像层面制造逝者“复活”的拟像与幻象。延伸到现实场景中,数字复生作为一种技术缅怀方式,勾连当下和过去、现实和虚拟,超越传统悼念中指涉过去的文化记忆,发展为由数字经验和情感交织而成的、指涉未来的社会文化想象。同时,数字复生在应用过程中引发的伦理争议和道德责难,同样值得人们思考和警惕。
数字经验:情感交互的技术语境
数字复生技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和讨论,一方面得益于其对社会悼念传统的介入与创新,具有高度的文化适配性;另一方面,智能技术为“复活”的逝者提供了身体可感知与精神可对话的数字经验。这种经验首先表现为身体通过技术获得超越传统现实的沉浸式交互体验。借助手势、面容或者VR头显等媒介增强设备,身体和影像产生知觉甚至情感上的链接,构建出跨媒介、跨生命的共生系统。在以往常见的虚拟情境中,用户通过数字经验(如成像还原度和屏幕准深度)察觉和区分现实与虚拟。但当今数字复生中的影像技术能够制造更真实的体验,引发更强烈的情感冲击,更容易触及人类内心的情感渴望,进一步模糊虚实边界。
这种经验还表现在记忆的数字化存储方式对生物遗忘本能的替代。海量的云端储存为生命记忆提供看似丰富全面的记录。目前,智能设备的应用也在引导用户在数据流里检索回忆、检视生命体验和历程,借助关键词作为回忆的触发机制。值得警惕的是,数据上载并非生命本身,而是实体修辞后的数字副本。人们一方面依赖智能设备、大数据和云技术作为记忆的承载端,另一方面也接受了数据对个体生命丰富性的简化。人们对数据的挑选、上传和发布,本身就是对自身的审视、重塑甚至修饰的过程,逝者的数字副本难以与逝者生前保持同一性。
数字“复活人”具有“去身体化”的特点——虚拟身体可以被实体感知,记忆以数据的方式在大脑之外进行存储。这些特点之所以被接纳,部分归因于人们在日常使用智能设备时累积和习惯的数字经验。随着此类数字经验进一步推进、普及甚至日常化,数字复生带来更加深度的沉浸式体验,同时削弱生者对虚拟和现实的分辨力。借助数字复生技术,逝者的身体和思想都获得了“回归”的路径,生者似乎拥有了与逝者交互的渠道与感觉。其体验感类似于具身体验,但又是虚拟的。人们将自己的所欲所求安全地投射在技术拟像之中,在生命体验的各个层面将技术的应用演绎为一场情感实践。
错觉体验:朴素的情感实践
从技术文化史的视角考察,人们习惯于赋予机器和人工智能技术一种社会愿景式的想象。1964年,德裔美国计算机科学家约瑟·维岑鲍姆在开发智能聊天程序伊莉莎时,最初希望通过这款程序阐明机器智能是种“智能错觉”,即机器是否有“灵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户感知。然而,时至今日,越来越常见的人机恋预示着智能聊天程序的发展及其社会接受与维岑鲍姆的设想相去甚远。
数字复生中同样包含智能技术带来的错觉体验,激发用户对生与死这一传统议题进行全新的社会文化想象。一方面,智能技术赋予机器高度拟人化的能力,即数据记忆、自然语言表达、高仿真形象,以及积极反馈的功能,处理输入指令且作出回应。其友好、积极、交互和共生等特点激发出关于“机器意识”愿景式技术想象,反映出社会整体对机器具有“灵魂和情感”的感性期待。数字复生不仅是技术应用,更内化了人们追求永恒、团圆和重聚的朴素情感,这在《中元节》(2022)和《云清明》(2023)等中国数字复生科幻叙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另一方面,智能技术包含原理复杂性和应用简易性的特点。基于这一特点,用户普遍停留在技术的应用层面,关注和分享技术带来的交互体验,而欠缺对技术框架的认知和理解。当一件事物难以言说,又能引发高度的情感共鸣时,人们倾向于对复杂的对象进行社会文化叙事和想象。技术原理和普遍认知之间的不对等性将数字复生等智能应用塑造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炫酷产品。人们对技术的内在架构越缺乏了解,就越相信科技所赋予的未来承诺,认为科技的发展可以消除死亡的恐惧,满足对永生的渴望。
技术缅怀:视觉沉湎与数字后果
在传统的缅怀方式中,生者利用当下时空中的物,联系过去、激活情感,以抵抗生命中断造成的遗忘。智能时代的数字复生颠覆了传统的缅怀方式,它以视觉延续作为起点,通过数字还原、拼接必然会消逝的物理生命,旨在弱化甚至否定死亡的发生。简言之,传统的缅怀强调纪念,而数字复生式的技术缅怀侧重于沉湎。目前来看,这种沉湎不一定能正向修复和治愈生者的伤痛,反而可能会诱发情感“幻灭”、情感资本化等新的数字后果。
逝者的“数字副本”简化了人格的复杂性,修饰化地展演了逝者,这不仅可能造成沉溺,还可能在“幻灭”中造成在世亲属的二次伤害。在《马上回来》中,玛莎刚开始时还沉溺于数字和仿生男友的回归和陪伴。但她逐渐发现,重生后的仿生男友只是社交媒体形象的映射,她无法忍受副本与本体同一性的断裂,最终选择将其“束之阁楼”。《马上回来》中的复生方式与现实科技有颇多类似之处,其中的伦理讨论也能为现实带来启发。数字复生后的人像,经过数码技术的制作和后期加工,成为被制作而成的数字化作品,它既可能造成逝者同一性和亲属情感的错位,也可能引发后者的情感挫败。
此外,逝者的数字副本仅为图像形态,不具备生命的绵延性和延展性。生命的展开是向死而生,生命在死亡来临之前具备着创造、改变和体验的原始冲动。数字复生的“图像生命”仅停留在表征层面,拥有展演的功能,契合消费主义社会的需求,而非生命本真所蕴含和强调的创造和发展。近年来,部分博主或商家利用AI技术“复活”张国荣、李玟等时代偶像,让其在短视频中和公众打招呼,以此博取眼球、流量和私利,引发了广泛争议。如韩裔德国学者韩炳哲在《非物:生活世界的变革》(2021)中所言:“数字化图像交流对人脸的过度占有是会产生后果的。它让人脸具有商品的形态。”由是观之,数字复生需要有明确的情感、伦理与法律界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智能传播中‘深度伪造’的信息识别与风险评估研究”(24CXW04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