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新时期我国扩大高水平开放作出一系列新的重要论断，为我国以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塑造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制度优势。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随着我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层次和复杂度日益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宽。当前，我国既需要通过降低关税、扩大外资准入等“边境”制度创新，有效提升优质货物、服务和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便利，更需要通过有利于要素在境内优化配置的“边境后”体制机制创新，破解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卡点。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之间既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也是深度融合的关系，很多重大的对外开放举措也是改革举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具体而言，在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劳工、政府采购、科技管理、人才管理、教育以及相当一部分服务业行业等领域，我国应积极推进相关规则和国际高标准规则相适应，提升我国吸引并集聚全球优质要素的制度竞争力。此外，我国已经在绿色融资、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新三样”等领域实践中形成了较为先进的规则和标准，未来应积极将其上升为全球性规则和标准，有效降低我国融入国际循环面临的制度成本，更好发挥国际循环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的促进作用。

　　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牢牢把握开放合作主动权。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成功经验就是始终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自主决定对外开放的领域、方式和节奏，坚决避免全盘照抄西方国家的开放模式。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自主开放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首先，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在不断催生新产业并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将为国际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创造新模式。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均发生重大变革的背景下开展高水平国际合作，很多领域并没有现成的范式可供借鉴，需要我国充分发挥自主性，在实践中创造对外开放合作模式。其次，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我国必须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以自主决策、主动推进的方式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防止陷入西方的规则陷阱。最后，我国不同区域区位优势、要素禀赋、产业发展状况存在很大差异，不可能采取完全相同的开放合作模式。沿海、内陆、沿边各区域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基础上，立足自身实际创新开放合作模式，不断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注重推动贸易投资模式创新是我国对外开放长期充满活力的重要原因。从积极发展加工贸易到加速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贸易新业态，从吸引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到积极引入跨国公司，这些贸易投资模式创新为我国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十五五”期间，随着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变化，“两头在外”加工贸易等传统贸易投资合作模式的空间将进一步缩小，迫切要求基于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大力拓展新型贸易和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如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不断向高附加值中间品制造等中高端环节攀升，在“新三样”等绿色产品领域已经初步形成全产业链竞争优势，为此应积极拓展中间品贸易和绿色贸易；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在数字服务等领域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为此应积极发展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大量外资企业已经形成本地化的经营模式，正积极拓展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市场，为此应促进外资企业在中西部地区开展利润再投资；我国企业通过“走出去”在全球掌控和配置要素的意愿与能力均在不断提升，为此应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主动拓展对外开放合作空间的重大举措，是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的重要抓手，是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进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平台。当前，以西方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传统贸易投资合作模式的不足日益凸显，共建“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合作理念，强调与共建国家的政策对接和合作规划统筹管理，坚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合作、新领域合作、规则标准对接、人文交流等领域一体推进，为我国与共建国家开展全方位合作，携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提供中国方案。“十五五”时期，我国应坚定不移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项目建设，深化贸易、投资、产业、人文务实合作，拓展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卫生健康、旅游、农业等领域的合作空间。同时，完善多元化、可持续、风险可控的投融资体系，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

　　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开放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我国经济发展受到外部影响的风险也有所上升。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十五五”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保障。必须高度重视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安全问题，准确把握各种风险挑战，构建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适应的风险防控体系，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更好维护安全。一方面，在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合作中不断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完善出口管制和安全审查机制，推进数据高效便利安全跨境流动，建设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有效维护金融安全。另一方面，加强海外利益保护，通过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等方式，确保“中国人的经济”健康安全稳定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