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后殖民时代”的产物，非洲大陆50余个多族群国家的政治实践，书写了人类族群关系史上极为复杂而动荡的篇章，为族群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与反思空间。蒋俊的《非洲族群政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正是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非洲族群关系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不仅弥补了国内非洲政治研究的薄弱环节，更以独到的学术视角和深入的理论思考，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多维而真实的非洲政治图景。

　　学术品质的三重特性

　　族群政治研究的新视野。在族群政治研究领域，宏大理论层出不穷，却鲜见聚焦非洲的经验研究。这一现象既源于族群政治概念的模糊化，导致难以有效捕捉其意义现象；也与研究方法的可行性相关，专题资料往往难以获得或把握，更遑论成文成论。《非洲族群政治研究》选择这一主题，彰显了作者的探索精神与学术抱负。本书堪称一部“纠偏”乃至“破冰”国内对非洲政治刻板印象的开创性著作。方法上的筚路蓝缕尤为显著，资料的聚拢与梳理，必然是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作者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与文献梳理，从卢旺达与尼日利亚的族群政治故事中，揭示出一个被动与能动交织的立体非洲。这种探索复杂性的努力和现实主义的描述，具有很高的知识价值。

　　结构即结论。本书最显著的理论创新在于其“结构即结论”的研究设计。作者将非洲族群政治拆解为族群冲突与族群整合两个维度，看似某种理论预设，实则是对非洲政治实质的深刻把握。政治关系的族群化（即族群冲突）与族群关系的政治化（即族群整合），正是非洲多族群国家的政治实质。从这一结论回溯至研究前期，可以推断作者通过文献阅读和现场观察获得了两重发现：一是族群既是非洲政治实践的基本单位，也是最活跃的单位；二是族群的冲突与整合基本串联起各国内政的动态过程，呈现出共同特征。因此，本书的主体结构即作者的研究发现，其结论寓于结构之中，结构反映结论内涵。这种由实证到理论的自然推演，使研究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解释力。

　　鲜明的整体观思维。首先，全球与非洲的关系。非洲的发展现状与全球背景息息相关。奴隶贸易与欧洲“地理大发现”进程如影随形；非洲族群再造与社会重构是殖民统治的产物；全球民族主义浪潮孕育了以“泛非主义”为主干的非洲民族主义；非洲各殖民地独立的路径和方式虽不尽相同，但基本照搬了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均“以建立民族国家为愿景”。这种分析深刻反映了非洲与世界力量的不对等关系。其次，历史阶段的连续性。作者纵向审视非洲社会的整体进程，揭示前一阶段总会留下“遗产”，或阻碍或激发后一阶段的发展。殖民统治为独立后的族群关系埋下隐患；族群整合是对族群冲突痛定思痛后的“矫正”；从部落社会“跃进”到民族国家，在族群整合实践中往往力不从心，难以立竿见影。最后，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关系。从宏观结构看，族群冲突本质上是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矛盾，而族群整合则是“整体兼容部分，部分融入整体”的努力，旨在将“族群之民”培养成“国家公民”。从微观具体实践看，族群身份、文化、符号、精英等要素投身于政治的族群化，或被强制消融于族群的一体化进程，无不展现出部分与整体关系中的过程联系。这种纵横交错的整体观，将非洲族群政治实践的历程、表现、做法以及本质尽可能全面展现，其内容细节传递了撕裂、争夺与冲突的残酷现实，同时也启发读者思考：是否还有更好的路径让非洲的发展故事继续下去？

　　理论贡献的三个层面

　　理论回应：建构主义与边界理论的深度对话。现代意义上非洲族群的形成，主要来自有意识、有目的的多重建构，这样的“族群制造”几乎完美契合了建构主义的逻辑。作者在结语中提出的“族群是一种建构性单位”的见解，正是基于对这一现象的深刻诠释。在边界理论的提出者弗雷德里克·巴斯看来，族群单位的持续性本质取决于族群边界的维持。殖民者为非洲族群设置地理、语言和行政标准；本地精英则调动族群的共享记忆、宗教、仪式、符号等文化标准作为边界；民族国家则力图构建超越族群的政治标准，勾勒新的边界，从而形成统一的国族认同。

　　边界产生于内群与外群（或称“他者”）之间的对峙和互动。作为互动对象，他者是一个变量，牵引边界标准的变化：当他者是殖民者时，泛非意识出现；当他者是众多其他族群时，内群意识凸显；当他者是其他国家时，国族意识形成。因此，族群边界的可变性和协商性决定了族群性的可修改性，正是这一特性使族群作为血缘—情感单位、情感—文化单位或情感—政治单位参与到各种实践中。非洲各国的特殊性在于，其族群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成为“利益共同体”，只要能将成员组织起来竞争财富、地位、权力甚至对抗国家，这个共同体的边界就可因时因势而不断建构。表面上看，本书是对建构主义的直接回应，但更确切地说是对边界理论的默契发展。

　　理论澄清：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性反思。作者并未简单机械地套用既有理论范式，而是将更多理论见解纳入范式思维，比较鉴别这些见解在解释非洲族群问题方面的优势或劣势。现代化理论者曾预言，伴随现代性进程，与现代国家匹配的民族认同将取代族群认同，国家内部不同族群间的武装冲突也将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吊诡的是，非洲多族群国家的领导者大都是现代化理论的信奉者，因其普遍认为，只要遵循欧洲经验“按图索骥”，其他一切都会随之而来。但现实却是意料之外的族群民族主义。在将现代化理论排除于非洲族群冲突解释之外的同时，作者敏锐洞察到族群精英的能动性、表演性甚至破坏性，为精英工具论提供了有力注脚。

　　理论启示：为后续研究指明方向。在对非洲族群冲突与整合的分析过程中，作者一边框定理论范围，一边积累理论质疑，为后续专题性、区域性族群政治研究留下诸多问题，从而启发未来研究方向。本书在写作创新性和系统性、分析方法的横纵比较视角以及理论的跨学科性和对话性方面，都有显著表现。它既为族群理论找到了嵌入、展现和发挥作用的场域，同时也是对边界理论卓越性的一次致敬。从更深层的学术价值来看，本研究对族群（认同）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尤其是对建构主义范式的深度倚重，不仅为抽象理论找到了具象化的实践场域与验证空间，更以实证研究的方式，向族群边界理论的学术卓越性致以深刻敬意。

　　反思与期待

　　作为一部聚焦特定领域的专题性学术著作，《非洲族群政治研究》在学术创新价值之外，也存在若干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方面。理论层面上，对作为建构主义核心的边界理论阐释和提炼不足，导致结论之一“非洲族群是一种建构性单位”的说服力有待加强；在某些地方牺牲了重要事实的深度分析，一带而过，错失了产生有价值理论的机会。论证层面上，理论演绎和归纳的内容，逻辑性有待提升；书写风格问题，宏大叙事有余，主位立场不足；研究时段问题，历史过程描述充分，但对变迁与现状的分析相对不足。

　　非洲族群政治实践，既是观察人类族际关系的关键窗口，也是非洲大陆独特政治经验的集中呈现。《非洲族群政治研究》所揭示的这份“独特”经验，值得读者深入思索与多元解读。某种程度上，评论者亦需适时退后一步，为读者的自主阅读留出更广阔的阐释空间，单就书中丰富呈现的史实、事件与原始材料而言，其与众多读者可能碰撞出的再创造火花，已然令人充满期待。这部著作不仅是一部深耕非洲族群政治的学术力作，更是一场突破认知边界、重构认知框架的思想远行，引领我们重新审视族群、国家与全球之间交织共生的复杂关联。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