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法治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本土资源。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亟待完成的时代课题，而有序推进这一进程，需先廓清以下几个核心理论问题。

　　法家法治观转型的必要性

　　马克思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一切思想皆为时代产物，必然带有时代局限性。法家法治观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家天下”政治格局的产物，其与“公天下”的人民民主时代不完全匹配，这决定了其转型的历史必然性。从具体内涵看，对于法家的工具主义法律观、法律万能主义倾向及重刑主义主张，在当代法治建设中须保持警惕并着力克服；而“尊主卑臣”“正君臣上下之分”等服务于君主专制的理念，已完全脱离现代社会需求，理当彻底摒弃。唯有通过转型，才能让法家法治观挣脱旧时代桎梏，真正融入现代法治体系。

　　法家法治观转型的基本目标

　　明确转型必要性后，需要厘清具体方向：在“公天下”时代，法家法治观必须彻底摒弃君主本位，转向人民本位，从为君主服务转变为为人民群众服务，将少数统治阶级的“法治”转化为全体人民共享的法治。具体来说，就是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从形式层面看，法家之“法”已基本符合富勒提出的法治社会规则体系八种优越品质，也大体契合拉兹的法治八项原则，满足形式法治核心要求，故有学者称，法家提供了“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但关键问题在于，法家之“法”本质是“帝王之具”，缺乏平等、自由与保障人权的现代法律价值内核，不具备内在的“善”。因此，在法家形式法治框架中注入平等、自由、人权等实质价值，是转型的核心要义。当前，部分学者对实质法治存在误解，需要加以澄清：其一，法律善恶并非无关紧要，关注法律内在价值是确保法治不偏离正义的关键；其二，富勒、拉兹侧重形式法治，源于其所处社会已将平等、自由等实质价值作为共识；其三，实质法治并非“反法治”，其与形式法治共同构成现代法治的完整内涵；其四，自由、平等需要通过法律确认保障，认为“法治包含这些价值是冗余”是对事实的误解。在新时代，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执法、司法，是党和政府的明确要求。因此，法家法治观转型的基本目标，就是在保留形式法治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注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这在理论上必要、在实践中可行。

　　法家法治观转型的具体路径

　　韩非子曾言“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依法家“变易” 思想，法治内容须随时代更新。在人民民主时代，转型需从两方面着力：其一，立法权的根本转移。法家提出“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主张“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韩非子·难三》），让君主垄断立法权，完全违背现代民主原则。在人民民主时代，国家立法权只能属于人民。这一“正本清源”的转变，是法律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的前提，也是现代法治“人民性”的核心要义。唯有让人民参与立法，通过民主提案、听证、审议凝聚共识，才能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而非少数人统治的工具。其二，法律内容的价值重构。法家传统上仅重视法律的“有效性”，忽视内容的正当性与合理性。新时代法治建设须实现“有效性”与“正当性”的统一：对于法家的告奸、连坐、轻罪重罚等主张，须严格限制适用甚至彻底抛弃。而法家“势不足以化则除之”“四者加焉不变，则其除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这类主张肉体消灭“无益之臣”的观念，更需要坚决摒弃，因其完全背离人权保障精神。现代法治的核心是“把人当人看”：既要通过立法明确公民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又要在执法、司法中对罪错给予同情式理解与适度宽容，为改过自新留出空间。我国《刑法》的“缓刑”“减刑”制度、《刑事诉讼法》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教育、感化、挽救”原则，均体现对人性应有的尊重与宽容，与法家“残酷打击、严厉惩处”形成鲜明对比。对法家不符合现代人权理念的内容，须进行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方面的根本革命，使其契合人民民主时代的法治精神。

　　转型后法家法治观的合理遗存

　　部分学者担忧转型会让法家法治观失去特质，实则无需顾虑——转型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科学理性精神与形式法治合理成分，仍将得以保留传承。春秋战国的残酷现实，催生了法家的“残酷理性”：其思考政治问题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分析历史经验、社会矛盾推导治理逻辑，坚持政治与道德、宗教分离，为其学说奠定了相对科学的理论基础。可以说，法家学说是人类历史上较早具有科学形态的政治学之一，科学理性精神正是其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法家法治观建立在经验性人性论基础上，是少有的不依赖宗教神学或伦理道德便能自圆其说的法治学说——这种“去神学化”“去道德泛化”特质，使其具备与现代法治对接的可能。例如，“一断于法”“以法治国”“缘法而治”呼应现代“法律至上”原则；“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刑无等级”“法不阿贵…… 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则与我国宪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高度契合。法家的科学理性精神与形式法治主张在今天仍然具有真理性，是我们当下进行法治建设的宝贵遗产，对此我们既要照着讲，也要接着讲。

　　（作者系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