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变迁，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创造了时代机遇。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社会组织方式、社会结构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中国社会学人积极回应习近平总书记“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要求，以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为基础，推动社会学取得一系列新突破。

　　第一，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性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国社会学人以中国大地为基，以中国式现代化新实践为动力，以人民为中心，以志在富民为目标，系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取得一系列重要成就。向党和人民提交了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以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文化社会学理论创新、建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社会学、推进全球社会学理论交流与发展等一系列时代答卷。

　　第二，回答优化社会结构的中国之问。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历史机遇，扩大了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优化了社会结构，缩小了农民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重；在稳定产业工人规模的同时，促进了就业人口向服务业的大规模流动，增加了服务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在服务业就业人口中，研发人员比重的扩大，支撑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大格局。千百年来，中国以农业大国著称于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发展，推动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然后又迅速转变为服务业社会和智能社会。智能社会特色强化，是“十四五”时期的新趋势。社会结构迅速转型，创造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中国社会学人深入调查研究，深刻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转型过程，发展和丰富了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理论，并以中国当前的变化推进了移民研究，阐释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的“并联式”现代化理论。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学人也丰富了世界的城镇化研究，以县域为空间建构了城乡融合发展的自主知识体系；以都市圈、城市群、城市网等为基础，建构了人口大国城镇化的自主知识体系。

　　第三，推进社会治理理论体系创新发展。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转型，往往伴随着剧烈的社会阵痛，表现为群体之间的激烈冲突。中国式现代化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为引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理顺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持续谱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辉煌诗篇。“十四五”时期，中国社会学人深入钻研党的国家治理理论和社会治理理论，努力建构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知识体系，持续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理论的学理化、体系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作为“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十四五”规划对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作出具体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为进一步夯实基层治理之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乡镇（街道）职责和权力、资源相匹配制度，加强乡镇（街道）服务管理力量”。中国社会学人聚焦国家治理，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论断，加强了社会治理理论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学理支撑。中国社会学人重点围绕新时代“枫桥经验”，开发地方基层治理模式，初步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社会治理理论体系，建构了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理论，促进舶来的“西方社会工作”向“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的大转型。

　　第四，推动工业社会的社会学向智能社会的社会学转化。“十四五”时期，是中国社会从“互联网+”向“人工智能+”的转变时期。大语言模型使用不断日常化，DeepSeek的横空出世，降低了中国人使用大语言模型的成本，使人工智能走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塑造社会结构的“参与者”。算法决策进一步融入教育、医疗、司法等领域，在带来效率革命的同时，也引发人们的技术伦理隐忧。社交机器人和视频虚拟人的出现，模糊了现实世界的人机边界，既创造出新型亲密关系，也挑战了传统伦理框架。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加速知识生产的同时，也产生了“智能幻象”与“信息茧房效应”。当算法成为新的权力中介时，如何实现再分配的社会公平？在人机协同的新生产模式下，劳动价值如何重新定义？面对数字身份的碎片化，个体如何重构自我认同？面对科技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中国社会学人自觉担当社会建构的新使命，审视“技术—社会”共生现象，持续追问上述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我们能否驾驭技术浪潮，而非被其裹挟。

　　在工业社会向智能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同时对脑力和体力工作岗位形成替代。如果缺少创新能力，仅通过工业社会方式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无法缓解智能社会的“内卷”。社会学研究显示：只有注重创新能力的开发、研发能力的培养、对机器人使用能力和支配能力的提升，才能在未来摆脱“内卷”。

　　人工智能的崛起，还在研究方法上重构了认识社会的“显微镜”与“望远镜”。当算法能实时分析千万级社交媒体数据，捕捉群体情绪流动；当虚拟现实技术复现历史场景，让田野调查突破时空限制；当自然语言处理解码海量文本，揭示文化演变的深层逻辑，社会学的研究疆域，正在被数字技术推向全新维度。这种转变也推进了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型，从“样本推断总体”到“全样本数据的结构性判断”，从“参与式观察”到“计算社会实验”，从“定性诠释”到“人机协同分析”方法……这些转变为探索社会规律提供了更丰富的工具箱。正如望远镜让伽利略看见木星卫星，人工智能正在帮助我们穿透社会现象的迷雾，发现那些曾被遮蔽的结构性关联。只有将工业社会的社会学升级为中国特色的智能社会的社会学，才能跟上时代步伐，适应整个社会加速发展的需要。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过程，给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动力。中国社会学人面对纷繁复杂而又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面对日新月异方兴未艾的科技革命，应当持续总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贡献社会学力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