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革。冷战思维与霸权主义阴霾不散，逆全球化浪潮涌动，西方国家所主导的传统治理秩序陷入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双重危机。同时，国际力量格局正经历深刻的历史性调整，全球南方国家的快速崛起推动了世界经济格局重塑和政治多极化发展，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力量。在此背景下，如何应对治理赤字，推动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已成为亟待回应的时代课题。对此，中国不断探寻破局良策。中国长期致力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持续深化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为提出中国治理方案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上海合作组织不断扩员并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果，为建设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提供了有益借鉴。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构成系统性的中国方案，回应了全球南方国家对发展、安全与公平的诉求，实现了从霸权治理到合作治理的超越。

　　相较传统的西方治理模式，全球治理倡议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回应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期待，实现了理念、原则与范式三个层面上的突破与创新。

　　首先是理念层面的创新。全球治理倡议的理念创新在于，它突破了以西方民族国家为绝对中心、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传统“威斯特伐利亚”逻辑，倡导一种基于相互依存和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性”。一是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实现从“权力优先”向“民主优先”的逻辑转变。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往往建立在“霸权稳定论”或“自由制度主义”基础上，在实践中仍是少数发达国家把控话语权和议程设置权，广大发展中国家被迫边缘化，造成严重的民主赤字。全球治理倡议则倡导主权平等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强调制度构建过程中的包容性、参与性和代表性，以保障各国在规则制定中享有平等权利。全球治理倡议要求治理的出发点从“国家个体”转向“关系网络”和“整体系统”，旨在实现系统的整体优化，而非个别单元的利益最大化。二是体现发展与实效导向，秉持“发展优先”原则，将减贫与缩小南北差距作为治理的基本问题，探索以民生福祉为出发点的新治理路径。同时注重实效，敦促发达国家履行承诺，推动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坚持以切实有效的系列举措化解治理困境。三是倡导价值包容与平等共处。倡议超越西方“普世价值”叙事，主张更能体现各国意愿的“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使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不再为某一文明所独有，而成为各文明的共同价值追求。此外，全球治理倡议创造性地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与“天下大同”的中国政治智慧，取二者之精髓，将主权平等具化为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

　　其次是原则层面的创新。全球治理倡议并非一般性地支持多边主义，而是对多边主义的原则进行了深化和再定义，强调其真实性与包容性。一是体现了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原则。西方治理模式长期试图用单一标准衡量世界，这种做法既不公平也不现实。全球治理倡议承认不同文明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强调文明间对话互鉴对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意义。我们要在差异中寻找共通，在多元中凝聚共识。二是体现了“建立共识为主，硬性约束为辅”的原则，将柔性治理与硬性规则相结合。西方治理模式依赖强有力的国际规则，设置高门槛准入标准，使发展中国家难以融入。全球治理倡议主张更加包容渐进的治理路径，通过倡议等柔性工具建立共识，让各方自愿参与合作，在实践中形成规范，待时机成熟再转化为刚性制度，既保证实效又尊重各国国情。三是尊重国际法治，反对双重标准的原则。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全面、充分、完整地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公平统一适用。当前个别国家对国际法奉行“实用主义”——符合本国利益就援引，不合心意就抛弃，还试图将本国制度偏好强加他国，严重损害国际法的公信力。全球治理倡议明确反对这种做法，主张规则面前人人平等。

　　最后是范式层面的创新。全球治理倡议不再满足于对单个全球性问题的被动反应，而是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变革和效能提升。依托上合组织的治理实践，全球治理倡议所呈现的中国方案打破了西方“中心—边缘”的等级结构，力图构建起各国平等参与的网络体系。一是以人为本，深化多边合作，扩展伙伴网络。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丰富了“上合+”治理模式的实践，将合作范围深入延伸至非洲等地区。围绕粮食保障、绿色能源等民生课题，中国制定了一系列行动方案，实现资源互补与共同发展。二是安全与发展协同推进。全球治理倡议将发展视为解决一切全球性问题的总钥匙，认为安全与治理的根基在于发展，将二者视为互相支撑的整体，从而摒弃了西方将安全与发展对立的思维定式。

　　总体来看，全球治理倡议摆脱了“大国中心主义”的局限，赋予国际治理体系真正的全球性，将全球南方推到国际舞台的中央，让他们从规则的接受者变为制定者，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另起炉灶，这意味着对二战后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的坚定维护，彰显了中国的历史自觉与大国担当。

　　第一，超越强权政治，以人为本破解治理困境。全球治理倡议打破了传统治理体系的束缚，促进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治理。以往少数发达国家垄断国际议程设定与话语权，导致当前群体性崛起的南方国家话语权缺失，国际治理结构失衡问题日益凸显。全球治理倡议精准切中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代表性、有效性、公平性不足的问题，高扬多边主义旗帜，使更多南方国家成为参与主体和受益主体，呼应了全球南方谋和平、促发展的诉求。同时，全球治理倡议强调民众是治理和获益的主体，提出通过促进就业、完善基建、提升公共服务增进福祉，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每个人，这与西方优先服务精英的逻辑存在根本差异。可以说，全球治理倡议提供的中国方案，为弥合南北差距开辟了全球治理新路径。

　　第二，维护战后秩序，大国担当引领变革方向。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致力于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从两方面深化了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贡献：一是捍卫反法西斯胜利成果。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和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坚持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二是回答“人类向何处去”。面对全球治理赤字不断加剧，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实力为依托，提出了系统可行的中国方案。

　　第三，四大倡议并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互为支撑。全球发展倡议着眼于缩小南北贫富鸿沟与优化资源配置，旨在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物质根基。全球安全倡议统筹防范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和平条件。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多元文明共存共荣，培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土壤。基于此，全球治理倡议构建了一整套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的体系化方案，以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规则框架。四大倡议在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层面形成“四维一体”的协同效应，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全方位的系统性思路。

　　全球治理倡议的真正效力必须通过实践检验，推动倡议落地既需大国承担责任，也需既有机制各司其职、有效运转，更需要国际社会同心协力、通力合作。全球治理倡议针对治理赤字、信任赤字与发展赤字，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需要遵循的原则、方法和路径，进一步凝聚起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共识，携手各国共同开辟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全球治理光明前景。

　　（作者系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