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全球治理一度被视为应对构建世界新秩序的重要范式。然而，随着实践的深入推进，其内在的局限性与结构性矛盾逐渐显现。究其根源，在于全球治理的理论框架深刻植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与制度。西方中心主义并非完全是地理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和知识体系，它将源于西欧与北美历史经验的价值观念、制度模式及政治经济议程普遍化、绝对化，并将其塑造为现代化的唯一模板。非西方国家则被置于“传统”与“落后”的客体位置，被当作是改造、规训和整合的对象。

　　一是将“地方性知识”包装为“普世价值”。这是西方中心主义最具欺骗性的表现之一。通过大众教育、学术研究以及媒体传播等话语霸权，美西方国家把特定历史语境中形成的理念塑造为“普世价值”。它们长期垄断了诸如“自由民主”“人权”以及“自由市场”等概念的定义权与解释权，并将其简单等同于多党选举、个人权利绝对优先以及放松管制等特定制度形式。不符合该模式的国家往往被贴上各种标签，在道德和话语体系中被边缘化。

　　“普世主义”叙事是单向度的价值输出，缺乏文明间的平等对话。比如，在全球具有广泛影响的“文明冲突论”，在本质上是一种高度简化的文明二元论。该框架掩盖了地缘政治、资源争夺和经济利益等更为实质的国际冲突动因，转而依赖文化本质主义的解释。根据这一标准，美西方国家将中国等国家归类为“修正主义国家”，并通过“修昔底德陷阱”等历史隐喻，将大国间的矛盾渲染为不可逆转的对抗甚至是冲突的命运。

　　二是垄断全球规则的制定权与解释权。现行全球治理的核心制度与规则，根植于二战后的大国权力结构，其中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扮演了支配性角色。多年来，美国持续拖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的投票权改革进程，其核心目的在于维持自身的否决权。

　　通过构建排他性的“俱乐部”式集团，美西方主导了国际规则的制定权。比如，美国主导构建了五眼联盟等安全联盟体系，这些联盟具有明显的排外性质。与此同时，美西方国家还在诸多关键领域主导制定了一系列国际规则与标准。例如，金融监管方面的《巴塞尔协议》、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全球互联网治理的相关规则等。此外，在规则解释中美西方国家常常奉行“双重标准”。

　　三是固化全球经济中的“中心—边缘”结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西方国家长期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调整计划”，其核心教条是私有化、自由化和去管制化。严重削弱这些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导致其丧失经济发展自主权，甚至陷入周期性危机。其结果是，确立并强化了一种不平等的“中心—边缘”全球分工结构。美西方主导国际金融与规则制定，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则被限制于原材料供应和低端制造环节。

　　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中，西方中心主义全球治理范式存在合法性与有效性的赤字。全球治理改革的中国方案就是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推动其朝着更加公平、正义与包容的方向发展。

　　一是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平等互鉴。没有文明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缺乏认同基础。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主张文明多样性而非等级性，反对将特定价值观强加于人。这一倡议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而不是强行推销“普世价值”。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及“上合组织+”等对话实践，中国推动建立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地区合作模式，为所有国家尤其是非西方国家提供平等的制度性参与机会，抵制集团对抗，增强全球治理体系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二是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与西方构建的排他性联盟不同，中国倡导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强调包容性多边主义。中国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突破了“文明冲突论”的零和思维模式。该倡议承认各国政治制度与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反对以军事同盟追求绝对安全。同时，该倡议亦关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议题，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从消极共存迈向积极共生，为构建可持续和平提供多元化路径。

　　三是推动发展为导向的全球议程，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聚焦于全球南方国家最为紧迫的议题，如减贫、粮食安全、工业化等，与美西方国家固守的“中心—边缘”结构形成鲜明对比。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如中老铁路等重要项目，中国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融资支持。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之一，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路径，这也充分证明了现代化模式的多元可能性。

　　2025年9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该倡议以“五个坚持”为核心理念，与“三大倡议”共同构成了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的价值理念和目标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方案的远景目标，并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重要平台付诸实践。当然，全球改革的中国方案并非“另起炉灶”，更不是“推倒重来”，而是积极探索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全球治理的局限，打破西方排他性俱乐部的治理模式，真正迈向以全人类共同福祉为目标的新阶段。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