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更加积极主动捍卫自身权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全球南方国家通过经济实力的积累、区域合作的深化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协调行动，强烈要求对既有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改革，使其更符合世界变化的形势，更及时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更好服务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利益。在全球气候谈判、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网络安全规则制定等重大议题上，全球南方国家不再仅仅是规则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谈判者。它们基于共同的发展诉求和历史遭遇，经常能够形成较为统一的谈判诉求，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持续的抗争与博弈。

　　从整体上看，全球南方国家的兴起正从以下四个维度驱动全球治理体系的革新。

　　首先，推动全球治理权力结构的多极化。传统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特征是“西方中心主义”，即七国集团（G7）在其中扮演着事实上的“董事会”角色。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现有体系的脆弱性，也宣告了G7独自管理全球经济时代的终结。作为危机应对的产物，二十国集团（G20）升级为领导人峰会，将中国、印度等主要新兴经济体纳入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核心圈层。这一变化象征着全球治理权力结构开始了从“G7垄断”向“G20共治”的过渡，从垄断的“西方中心”到“多极并存”。尽管这一过程充满波折和反复，但权力分散化、多极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新兴国家要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获得与其经济份额相匹配的投票权和份额改革，正是这一权力转移诉求的直接体现。

　　其次，促进全球治理规则制定的合理化。在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全球南方国家正从被动的“规则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规则塑造者”。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现有规则的改革诉求。全球南方国家批评现有规则的不公平性，例如在WTO框架内，它们强烈要求发达国家取消农业补贴，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农产品提供更公平的市场准入。二是创建替代性的规则与机构。当改革现有体系受阻时，全球南方国家转而寻求“体制内变革”与“体制外创新”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的建立，并非旨在取代世界银行，而是提供了基于不同治理理念（如更快的贷款审批流程、对主权尊重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的补充性选择。这种“选择性退出”策略实际上形成了与现有体系的竞争，倒逼传统机构进行效率提升和改革。

　　再次，实现全球治理议程设置的多维化。长久以来，全球治理的议程由发达国家设定，侧重于它们关心的“高级政治”议题，如金融稳定等。而全球南方国家成功地将发展议题重新置于全球议程的核心位置，推动从全球治理议程设置单纯关注“高级政治”到开始注重“发展导向”。全球南方国家强调，发展中国家民生与可持续发展的议题在全球治理议程设置中同等重要，这使得全球治理的议程设置从单一维度向更加多元、平衡的方向发展，迫使国际社会必须同时应对北方国家关注的全球性问题和南方国家面临的紧迫发展挑战。

　　最后，带来全球治理制度架构的复合网络化。全球南方国家推动的“体制外创新”以及区域合作的加强，导致全球治理的制度架构从“单一体系”到“复合网络”的治理架构变革，呈现出更为显著的网络化特征。全球治理不再是一个由少数几个国际组织构成的单一、等级化的体系，而逐渐演变成一个由众多重叠的、功能各异的国际机构、区域组织和多边协议构成的复杂网络。例如，在贸易领域，各类区域贸易协定与多边贸易体系交织。这种网络化一方面赋予了各国更多的选择权，增强了治理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规则冲突、效率低下等问题，对全球治理的协调性与一致性构成了新的挑战。

　　全球治理的变革之路绝非坦途，而是面临诸多严峻挑战。首先，全球南方国家内部的异质性是对于南方国家进一步形成合力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全球南方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地缘战略利益和文化传统上存在巨大差异。它们虽然在争取更大代表权和改革不公平规则上有共同利益，但在具体议题上（如海洋权益、跨境水资源分配等）也存在分歧。这种内部分歧可能削弱其集体行动能力，使其容易被发达国家“分而治之”。其次，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需要面对既得利益者的阻力。西方发达国家不会自动让渡其传统特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屡屡受阻都表明了现有国际体系主导者对权力转移的抵触。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博弈将长期化、复杂化。最后，全球问题的紧迫性使得全球治理变革的时间成本高昂。全球问题的解决要求高效的全球合作，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挑战刻不容缓，需要全球所有国家共同努力。全球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和大国博弈的加剧，可能延误应对这些危机的宝贵时间。

　　面向未来，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需要全球南方国家的进一步协调一致与持续努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方向可能有以下几种路径：第一，渐进式改革路径。在现有体系框架内，通过持续的谈判与磋商，逐步推进国际金融机构的投票权改革，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这是阻力最小、但进程最缓慢的一种路径。第二，平行体系互补路径。新兴市场国家创建的新机制将与传统体系长期并存、相互补充甚至竞争。这种“多轨并存”的局面可能成为新常态，迫使新旧体系在竞争中提升效率和包容性。第三，议题联盟构建路径。针对不同的全球性问题，例如在气候变化领域，形成由志同道合的国家（可能同时包括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领导的“议题联盟”，全球治理将更趋于实用主义和问题导向。

　　毋庸置疑的是，变革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并存。全球南方国家内部的凝聚力、西方大国的既得利益以及全球问题的紧迫性，共同构成了这场变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一个更加公正、有效和代表性的全球治理新秩序不会自动到来，它需要西方大国展现出更大的政治智慧与包容性，主动接纳权力分享的现实；同时也要求全球南方国家克服内部分歧，提出更具建设性的全球治理方案。最终，全球治理的成功变革将取决于南北双方能否超越零和博弈的旧思维，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下，共商、共建、共享，共同探索一条基于真正多边主义、合作共赢的新路径。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