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传播与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正深刻重塑着中华音乐的形态与审美特征，催生了“新大众文艺”的崛起。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人民性”原则的时代体现，“新大众文艺”指大众借助技术赋能从文化消费者转向创作者的新型文艺形态。它深刻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引领音乐创作从依赖特定场域的封闭时代向由算法、软件和云端数据共同构筑的开放生态转化。

　　从象征古代乐教精神的“宫商角徵羽”到风靡全球的“数字国潮”，音乐的创作主体、传播方式与价值内涵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这正是新时代文化自信的有力实践，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理论与实践样本。

　　“新大众文艺”的核心是创作主体的深刻重塑与大众化，它打破了传统音乐由少数精英主导的生产模式。在传统模式下，无论是古代宫廷乐师，还是近现代的专业作曲家，其创作往往局限于特定圈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存在一定距离，生产与传播较为集中。

　　如今，数智技术极大降低了创作门槛，文艺生产的权力真正回归人民。这一“新大众”，并非简单的“草根”集合，而是一个规模空前、构成多元、整体文化素养显著提升的创作主体群。他们拥有更广阔的知识背景和跨界视野，既是文艺的消费者，也成为创作者，构成了新的“生产者—消费者在线交互主体”。以抖音平台为例，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一名大学生、一位乡村教师、一名外卖员——都能利用便捷工具，将个人情感与民族记忆融入旋律，创作出亿万次播放的“国风”热单。

　　这种“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文艺路线在数智时代得以彰显，是 “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生动实践。这种转变不再局限于工具的普及，而是人民文化主体性的历史性彰显，标志着音乐创作正经历一场深刻的、以技术为中介的大众化与普及化进程，这构成了中华乐章“新生”的重要基础。

　　这场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是“界面”的普及，由平台、算法、软件和用户交互构成的复合式媒介场域。它以独特的“媒介工艺”取代了传统的“语言技艺”，对中华音乐元素进行前所未有的解构与重组。然而，我们必须辩证看待：界面在赋权于民的同时，其内嵌的算法与商业逻辑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塑造性力量，它在优化推荐的同时，也可能引导审美趣味，固化思维模式。

　　在数智界面中，二胡、昆曲、编钟等传统音乐元素被“模块化”，从原始语境中剥离，采样为声音素材。创作者们在中华音乐宝库中自由拾取能引发情感共鸣的碎片，拼贴进现代电音、流行乃至说唱乐中。此过程并非简单的“掏空”，而是在重组中“激活”其文化精神——当古老音色与现代节奏碰撞时，其背后或婉约或庄严的文化精神被再次点燃，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AIGC的介入，则将创作方式推向“人机共创”的新阶段，并催生出“三元共创”的新模式：AIGC主导效率，大众注入活力，专业音乐人则上升为“艺术策展人”与“文化把关人”。在此模式中，专业音乐人提供方向与深度，大众提供情感与活力，AI则作为高效的工具，将创意快速转化为作品，形成优势互补的创作新范式。这不仅是创作方式的变革，更是推动审美范式重塑的关键环节。我们必须加强对AIGC的价值引导与伦理规范，确保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文化创新，而非取代人的主体地位。

　　数字媒介为中华音乐的全球传播提供了实现“具体普遍性”的有效路径。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并非源于抽象的宏大叙事，而是根植于具体作品所触达的人类共通情感，是“讲好中国故事”在文化传播领域的智慧体现。其核心机制在于传播与接受方式的根本转变。一首融合民乐与电音的“数字国潮”，能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听众超越语言隔阂，体验旋律中的豪迈与婉约，感受其中共通的喜悦与乡愁。这种由特殊性抵达普遍性的生动体现，让中华审美基因在全球青年的参与和再造中“润物细无声”地传播。在此过程中，全球听众不再是被动的“受众”，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共创者。这不再是单向的文化输出，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化维度的有力实践，共同塑造中华乐章的全球审美共鸣。

　　数智技术在赋予大众权利的同时，也引发了“大众文化活力”与“主流价值引领”、“产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文化效益”的价值张力，其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诸端。

　　一是版权模糊与文化内涵“浅表化”。对经典作品的肆意拼贴，游走在侵权边缘。更深层的危机是，当“宫商角徵羽”等文化符号被反复抽离其历史文脉，沦为可任意取用的“素材包”时，其深邃的哲学与美学内涵有被掏空的风险，从而损害了文化的传承深度和审美价值。

　　二是算法的“信息茧房”与资本逻辑下的“流量至上”。算法推荐在实现精准推送的同时，易导致审美同质化。而当资本逻辑主导平台，将点击率作为衡量作品价值的首要标准时，“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便可能发生，部分创作者或将放弃艺术追求，迎合低俗趣味，从而侵蚀“新大众文艺”的人民性根基，扭曲了健康的审美生态。

　　为此，必须在发展中规约、在规约中发展，寻求更高水平的辩证统一。这需要构建政府引导、平台负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四位一体的治理格局：强化价值引领，完善治理机制，在源头上保障文化内容的健康生态，引导算法向善，向优质、原创内容倾斜；提升全民音乐素养，将审美鉴赏力与创造力作为新时代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大众从“符号挪用”到“文化激活”的深度转变；鼓励高质量内容创新，激励创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更多有“流量”更有“正能量”、能够体现时代精神的艺术精品；构建国际话语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文化规则制定，推动蕴含中华智慧的音乐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广泛、更深入的互鉴共享。

　　从“宫商角徵羽”到“数字国潮”，是中华音乐在数智时代的创造性新生。我们必须拥抱技术，更要保持文化自觉与艺术敬畏，推动大众的文化创造活力与高雅的艺术追求实现辩证统一。唯此，方能让中华音乐奏响既有“流量”又有“质量”、既属于“大众”又承载艺术光芒的新时代乐章，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作者系台州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