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明发展的长河中，茶与诗始终如影随形。进入宋代后，二者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交融。茶不仅是解渴之饮，更是士人修身养性、寄情山水的精神载体；而诗歌也不仅是抒怀之作，更成为记录时代风尚、反映社会风貌的重要媒介。宋代是我国瓷器制造的黄金时代，名窑辈出，如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钧窑等，各具特色、精美绝伦。随着饮茶之风的盛行，尤其是点茶、斗茶的兴起，瓷器不仅成为日常饮茶的重要载体，更承载了宋人崇尚简约、追求雅致的审美情趣。本文以茶、器、诗三者的交汇为切入点，透过宋代茶诗中对茶具的细腻书写，以窥见一个以“器”载“道”、以“诗”彰“礼”的文化世界。

　　宋代文人爱茶，尤重其仪轨与意境。他们不仅亲历点茶全过程，更将碾茶、候汤、注水、击拂等步骤化为诗意语言。其中，茶具作为整个仪式的核心物质依托，频繁出现在诗词之中，并被赋予超越功能的象征意义。

　　李清照《小重山》中一句“碧云笼碾玉成尘，留晓梦，惊破一瓯春”，堪称经典。“碧云笼”指贮茶竹器，“碾玉成尘”则形象地描绘了团茶被研磨成粉的过程。此处以“玉”喻茶，既显其珍贵，亦暗含高洁之意。而“一瓯春”三字尤为精妙——“春”本指季节，却被用来代指清绿茶汤，仿佛盏中盛满的是整个春天的气息。这种命名方式并非孤例。刘挚《煎茶》有“石鼎沸蟹眼，玉瓯浮乳花”；任希夷《扈从朝献四首》亦云：“扈从齐宫每赐茶，玉瓯常瀹建溪芽。”这里的“玉瓯”“琼瓯”“玉碗”等称谓，并非实指玉石所制之器，而是借“玉”的温润无瑕形容瓷器，寄托文人对纯净、操守坚贞的理想人格的追求。宋代理学盛行，“格物致知”“主敬存诚”的思想深入人心。在这种背景下，使用如“玉瓯”般的茶具，已不仅是饮茶行为的一部分，也是一种自我修养的外化表现。器物之净，关乎人心之明；盏中之清，映射胸中之澄。由此，茶具便有了精神的象征。

　　青瓷因“类玉”而受推崇，而黑釉盏则因实用与美学的完美结合，在宋代茶文化中占据独特地位。尤其是福建建窑所产的兔毫盏、鹧鸪斑盏，因其胎厚釉润、色泽深邃，能清晰映衬白色汤花，成为斗茶首选。黄庭坚在《满庭芳·茶》中写道：“纤纤捧，研膏溅乳，金缕鹧鸪斑。”句中的“金缕鹧鸪斑”，正是建窑名品——釉面斑纹如鸟羽般绚丽夺目，颇具视觉冲击力。诗人将茶汤之“乳”与盏纹之“斑”并置，构成一幅动静相宜的画面，凸显了茶具在整体审美体验中的关键作用。

　　据蔡襄《茶录》记载：“茶色白，宜黑盏。”宋徽宗《大观茶论》亦强调：“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可见，黑釉盏的选择并非单纯出于审美偏好，而是服从于严格的斗茶标准：通过观察汤花持久与否、水痕出现早晚来评判茶品高低。因此，一只好的茶盏，既是技艺展示的舞台，也是胜负判定的标尺。

　　如果说斗茶重在“竞”，那么“分茶”则偏于“趣”。所谓分茶，又称“茶百戏”，是在茶汤表面利用注水力度与角度的变化，幻化出山水云雾、花鸟虫鱼等图案，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此技始于北宋，至南宋更为流行，杨万里在《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诗中写道：“蒸水老禅弄泉手，隆兴元春新玉爪。二者相遭兔瓯面，怪怪奇奇真善幻。纷如擘絮行太空，影落寒江能万变。银瓶首下仍尻高，注汤作字势嫖姚。”描绘的是宋代点茶技艺的精妙场景，尤其是以茶筅击拂茶汤、在“兔瓯”（即建窑黑釉盏）中“注汤作字”的高超技艺，展现了一种融合艺术、禅意与生活美学的独特文化景观。

　　陆游《临安春雨初霁》中“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一句，尤为耐人寻味。此处“戏”字点出分茶非为竞技，而是一种带有游戏性质的艺术表达。它与写草书、弹琴、弈棋并列，同属士大夫日常生活的情趣之一。诗人特意选用“细乳”来形容茶汤泡沫，说明他对技术细节极为熟悉，也反映出当时文人普遍具备较高的茶艺素养。

　　据《清异录》卷下记载：“馔茶而幻出物象于汤面者，茶匠通神之艺也。沙门福全，生于金乡，长于茶海，能注汤幻茶成一句诗，并点四瓯，共一绝句，泛乎汤表。小小物类，唾手办耳。檀越日造门求观汤戏。全自咏曰：‘生成盏里水丹青，巧画工夫学不成。却笑当时陆鸿渐，煎茶赢得好名声。’”分茶之妙，在于心手相应、意随气动，正契合理学和禅宗都倡导的“静中工夫”与“天人合一”。当一碗茶汤化作诗意图景，饮茶便不再局限于口腹之享，而升华为一种精神的游弋与心灵的释放。

　　宋代茶具之所以备受推重，不仅因其工艺精湛、造型优美，更在于其背后深植的文化逻辑。朱熹曾言：“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净器盛之，则清；以不净之器盛之，则臭。”这句话论的虽是人性，实则揭示了一个根本命题：器物之洁，关乎人心之明。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宋代陶瓷审美呈现出“尚简”“尚净”的倾向。无论是汝窑的“雨过天青”、越窑的“千峰翠色”，还是吉州窑的木叶纹、玳瑁斑，皆追求自然天成、含蓄内敛之美。它们不尚雕饰、不炫华彩，却能在素朴之中见深远意境。从宋代诗歌看，其所呈现的多为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图景。苏轼、黄庭坚、杨万里、陆游等人笔下的茶事，往往发生在书斋、园林或宫廷之中，伴以琴棋书画、焚香挂画，充满雅逸之趣。其所用茶具，也多为建盏、青瓷、银瓶、风炉等高档器物。

　　相较之言，市井百姓的饮茶生活则更为务实。据《梦粱录》等典籍记载，临安城中“处处各有茶坊”，民间婚丧宴席皆有“茶酒司管赁”服务。这些人所用茶具多为租赁而来，材质粗糙，造型朴素，目的仅为满足生活实用。相应地，在民间流传的歌谣或俚语中极少出现“玉瓯”“琼碗”之类雅称，更多是“茶盏”“粗碗”等直白表述。

　　可以说，宋代茶诗主要承载的茶礼观念是一种经过审美提纯的文化叙事，茶诗的创作在整个茶文化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茶、器、诗三者共同构筑起一个融合技术、礼仪、审美与哲思的文化系统。这些诗歌本身也成为研究宋代茶文化的“活态文献”。它们与《大观茶论》《茶录》等专书互为印证，与《撵茶图》《文会图》等绘画相互呼应，与出土茶具实物形成“四重证据”，深刻证明了一千年前中国古人那种从物质到精神的从容而精致的生活。通过那些诗句，中华茶文化的精髓得以绵延千年，光照四方。宋代茶诗所传递的茶文化精神，跨越时空，呈现出强大的辐射力。日本抹茶道、韩国茶礼等，无不深受宋代点茶法与文人茶风的影响。总之，宋代茶诗中的茶具书写，不仅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学意义，它是理解宋代社会精神结构的一把钥匙，也是连接古今生活方式的一座桥梁。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