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辉祖（1730—1807）是浙江萧山人，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循吏。早年科举不顺，在多个州县担任幕僚、掌刑名；1775年中进士，1787年任湖南宁远知县，1781年署理道州知州，1792年得罪上司罢官返乡。所著《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是对幕僚、师爷工作的经验总结，而《学治臆说》《学治说赘》《学治续说》三本书则凝聚了他对州县治理的体会，晚年还撰写了《双节堂庸训》《病榻梦痕录》等著作。

　　与多数传统知识分子一样，汪辉祖服膺儒家学说，以此指导州县治理实践，提出州县官员、幕僚首重“尽心”。这一思想源于孟子。孟子将“尽心”作为道德修养根本，指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认为心、性、天是贯通的，仁、义、礼、智等善德皆发端于固有之心性，人的道德修养就在于扩充心中固有的善端，此即“尽心”；能尽心则知性，认识人性固有善良之德，知性即知天理。作为儒家理念的基层践行者，汪辉祖斥责空谈学问的儒生，《病榻梦痕录》有云：“今之讲学者，聚徒数百，高谈性命，不及民瘼，此心何曾着地？”他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将抽象尽心说转化为具体行政伦理，在《佐治药言》中提出：“为此一事，即当尽心于此一事。所谓尽者，就此一事筹其始，以虑其终而已。”这种慎始敬终的尽心观既包含儒家哲学的实践精神，又融入了民惟邦本的政治伦理。

　　《佐治药言》是他对于前半生幕僚工作经验的总结，此书开篇就提出儒生都想出仕为官，但机缘不够或者举业不顺的时候，只能当幕僚辅佐他人治理。但如果州县主官视其为左右手，给予较高的待遇，而幕僚“视其主人之休戚，漠然无所与于其心，纵无天谴，其免人谪乎？故佐治以尽心为本”。幕僚、师爷必须尽心辅佐，才无愧于主人的信任。汪辉祖特别指出，“尽心云者，非徇主人之意而左右之也。”尽心不是对主人唯唯诺诺，而是要尽言规劝。他认为，地方主官身边的“傔仆胥吏”地位较低且多为好利之徒，即便有忠直之人，由于地位低下也难以与主人平等交流。“惟幕友居宾师之分，其事之委折既了然于心，复礼与相抗，可以剀切陈词，能辨论明确，自有导源回澜之力。”幕僚、师爷是主官所请的专业人才，居“宾师”之位，对于有把握的事情可以与主人据理力争，改变其错误认知以避免施政失误。所以汪辉祖指出，“故必尽心之欲言，而后为能尽其心”，幕僚“尽心”的前提是能够“尽言”。幕僚与主人如果都是出于公心，只是对事情的看法不同而产生争执，这可以通过沟通辩论解决， “公事公言，其可以理争者，言犹易尽，彼方欲济其私，而吾持之以公，鲜有不龃龉者。”但如果幕僚以公心论事，主人的出发点是“假公济私”，沟通就会很困难。汪辉祖认为，在这个时候，幕僚不能迎合主人，为他的私心找台阶，他指出，“利虽足以惑人，非甚愚暗，岂尽迷于局中？” 眼前的利益虽然足以迷惑人，如果不是非常愚钝的昏官，也不会沉迷其中，看不到私利带来的隐患。“果能据理斟情，反复于事之当然及所以然之故，抉利害而强诤之，未有不悚然悟者。”如果幕僚能入情入理，辨析假公济私的长远危害，主人都会悚然悔悟。而且，幕僚作为“宾客”，“合则留，吾固无负于人；不合则去，吾自无疚于已。如争之以去就，而彼终不悟，是诚不可与为善者也，吾又何所爱焉。”如果遇到私心作祟的昏官，讲道理他不接受，就要提出辞职来抗议，如果以辞职相抗议也不能转变他，只能果断离开。有这个心理基础，就敢于“尽言”，可以“尽心”。

　　官员给与幕僚的俸禄都来自民众。《佐治药言》指出，“夫官之禄，民之脂膏，而幕之修出于官禄”。在汪辉祖看来，官员俸禄与幕友报酬或直接或间接，皆来自民众。故而，州县之官应当尽心尽职，“惟以百姓之事为要务。”他主张官与民之间应呈现“官民一体之象”。《学治臆说》是对其作为州县主官的心得记录，此书也以“尽心”开篇。汪辉祖指出，幕僚作为辅佐者，可以就事论事，“尽心于应办之事，即可无负所司”。但州县主官则不同，“为治者名为知县、知州，须周一县一州而知之，有一未知，虽欲尽心，而不能受其治者称曰父母官。其于百姓之事，非如父母之计儿女，曲折周到，终为负官，终为负心”。州县主官被称为“知县、知州”，就要名副其实，要详细掌握州县的历史人文、经济社会、风土人情等整体状况，如果不了解、周知真实状况，就不能尽心为民。一个尽心为民的官员对待百姓要像父母为儿女那样曲折周到，这样才能成为“尽心为民”的父母官。

　　在《学治说赘》一书中，汪辉祖指出州县官员的地位特殊、职责重大，“州县一官，作孽易，造福亦易。天下治权，督抚而下，莫重于牧令，虽藩臬道府，皆弗若也。何者？其权专也”，“求治之上官，非惟不挠其权，抑且重予以权，牧令之所是，上官不能意为非，牧令之所非，上官不能意为是”。知州、知县又称为州牧、县令，州县官员直接面对百姓，要直接处理各种疑难问题，所以必须要有专权，不能事事请示汇报。这就要求州县官员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果尽心奉职，昭昭然造福于民，即冥冥中受福于天，反是则下民可虐，自作之孽矣”。如果官员能尽心做事则可造福于民。反之，如果虐待民众则必遭天谴。

　　汪辉祖作为幕僚之时，协助主官处理诉讼案件，多见民众为此耗尽家财的悲惨局面，因此尤其强调为官应省事安民，不可利用手中权力肆意凌虐百姓。他指出，“堂上一点朱，民间千点血”。毕竟“小民以力为养，废其一日之事，即缺其一日之养”，故而在实际处理案件时，如无大事不可随意更改日期，“若无故更改，则两造守候一日，多一日费用，荡财旷事，民怨必腾”。

　　汪辉祖提出，官员“不得罪于群黎百姓”，其关键在“诚”，“惟出之以诚，求尽吾心焉，有隐受吾庇者，虽奸胥、蠹役、讼师、地棍之类，谤声交作，不足恤也”。州县官要真诚待民，不可沽名钓誉，因为“一有沽名邀誉之私，其奉我以虚名虚誉者，即导我以偏好偏恶，而便民之事，亦且病民”。在他看来，为官者最需亲近百姓，“长民者不患民之不尊，而患民之不亲。尊由畏法，亲则感恩，欲民之服教，非亲不可”。作为管理人民的官员，让民众觉得可敬不难，难在让民众觉得可亲，而亲民之道有章可循，即“全在体恤民隐，惜民之力，节民之财，遇之以诚，示之以信”。州县官只有以父母之心待民，以诚待民，做到“民有求于官，官无不应”，方能实现“官有劳于民，民无不承”的善治局面。

　　综上，汪辉祖的尽心为民观本于《孟子》义理，根植于中国思想传统中源远流长的民本精神，不仅是民本思想落实于政治实践的范例，也为当今社会治理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作者系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