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讯（记者张清俐）为推动跨文化、跨领域对话的展开，9月26—27日，郑州大学哲学学院、老子学院在郑州举行“东西方哲学古典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东西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通过哲学的跨界对话与学术交流，展现了东西方哲学古典学研究的新视野、新方法、新发现。

　　跨文化的古典学与哲学研究容易陷入相对主义虚无或文化本位封闭的方法论困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审强乃社提出，研习古典学与哲学亟须培育一种辩证的“边界感”。 研究者应具备双重视角，一方面要以严谨考据守护思想传统的根基与边界，确保历史准确性；另一方面要以开放姿态推动文明对话，实现“有根基的开放”，从而在尊重差异的同时博采众长，回应全球性议题。

　　如何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范式，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古典学理论体系，当代学者正寻求将扎实的文献转化为本土话语体系。郑州大学嵩阳书院教授魏涛认为，构建中国古典学理论体系，关键在于实现“融会贯通”与“转识成智”的辩证统一。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建立起具有主体性和生命力的学科话语体系。

　　迈阿密大学伦理学讲座教授迈克尔·斯洛特通过分析汉语预设的认知与情感不可分割的特性，批判西方哲学中将认知与情感截然二分的传统观点。汉语思维模式揭示了一种“概念上的实在论”，即信念本身内在地包含情感维度。基于此，他倡导一种“世界哲学”的方法论，主张打破哲学传统之间的壁垒，通过融合中西不同哲学资源革新对人类心智的理解，推动哲学发展。

　　跨文化的理解建立在概念精确比较的基础上。针对学术界将西方哲学的“Being”与中国哲学的“有”简单等同的现象，并由此论证中西形而上学具有同质性的认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王路反对将中国哲学的“有”“无”概念与西方哲学的“Being”混为一谈。他认为，“Being”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正确中文翻译应为系词“是”，而非“有”。这种误读模糊了中西哲学的根本区别，西方形而上学围绕系词“是”展开，而中国哲学则围绕“有”“无”形成独特的形态，二者存在本质差异。此外，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廖申白对中国古典哲学中“心”与古希腊哲学中的“灵魂”两个概念进行了差异性分析，揭示二者在“全体性”意义上的某种相应性，以及背后关于生命本质、人性结构及宇宙关系的不同预设，从而推动真正有深度的跨文化理解。

　　扎实的文献与历史基础是义理阐释的前提。郑州大学哲学学院院长王中江将古典学研究分为语文古典学（语文学、文献学）和历史古典学。在他看来，研究中国的哲学、思想、宗教古典学必须依赖文字、训诂、文献整理等跨学科知识，借助考古学、历史学、化学等多学科成果。中国古典学具有高度交叉性，出土文献的研究尤需多学科协作，基础学科的扎实与否直接决定义理阐释的质量。

　　中国哲学的国际传播需要方法创新。在近期出版的教材《中国哲学导论：从战国到21世纪》中，该书作者、荷兰莱顿大学教授道格拉斯·伯格采用全新视角向西方读者阐释中国思想史。作者按文体、宇宙观、人格观及社会伦理等维度组织材料，并尽可能在本土历史文化语境中呈现中国思想。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教授何包钢表示，中国制度实践形成了一种兼具集中与包容的政体结构。这种模式不同于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却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亚里士多德“多元要素结合”的治理逻辑。

　　东方经典吸引了越来越多西方读者的青睐。北京大学古代东方文明研究所研究员艾伦·阿姆鲁拉·海玛特介绍了《易经》在西方解读与翻译的发展历程。东方经典呈现的神话、诗歌、象征主义和形而上学，与现代科技进步可以互补共生，形成兼具精神与理性的平衡研究方法论及世界观。这种古今中西的互补性，为应对当代社会的复杂挑战提供了多元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