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5年4月期间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论著。这些论著回答了在新时代“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和“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问题，形成了人民情怀和人类情怀辩证统一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既具有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和美丽中国建设的中国价值，又实现了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性变革，具有指导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价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艰辛探索的结果，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又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生态观，具有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美丽中国的中国价值。

　　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力图通过经济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要。党的十八大之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布局先后经历了从“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的演变，使得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但是应该看到，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以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流行的是工业文明的经济发展观，主张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发展方式，追求经济数量和发展速度的增长，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关系问题上奉行的是工业文明的环境保护理念，这使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着生态环境方面的制约。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实现党的执政目的和维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一目的出发，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战略性和基础性地位，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科学方法论，不断深化认识生态文明建设规律，不仅提出了“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等原创性概念，而且提出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原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观、“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生态生产力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环境民生论、“生态法治与生态德治并重”的生态治理观、“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一系列创新性论断和命题，辩证地解决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要求立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等重要关系，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又是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凸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性和中国价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既体现为深化了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性变革，又体现为浓厚的人类情怀和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奋斗目标。

　　我们可以从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两个维度考察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从人与人的关系维度看，可以把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归结为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即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阶段不断演进的过程；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看，可以把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归结为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的演进过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上述两个维度深化了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从人与人的关系维度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要求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把生态文明看作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新要求，而且运用“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历史思维，揭示了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的兴衰决定了人类文明的演替。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了生态文明思想的革命性变革，是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兴起，揭示了生态系统各构成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突破了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以及分析论与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形成了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和生态哲学思维方式，为人们反思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提供了哲学基础，形成了生态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两种生态思潮和以此为指导的生态运动。虽然它们之间观点各异、侧重点不同，但其共同点是要求认识到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自然资源的稀缺性。生态中心论要求通过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但问题在于，生态中心论虽然坚持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有机关系，但是割裂了自然观与历史观之间的内在联系，脱离了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单纯从生态价值观维度考察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否定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这一事实，把生态危机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仅仅寄希望于通过树立“自然价值论”“自然权利论”的生态价值观、改变个人生活方式和地区生态自治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乌托邦方案，而且不能正确处理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途径归结为拒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实际上否定了人民群众的环境权和发展权。人类中心论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具有解决生态危机的潜力，主张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通过严格的环境制度、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既保证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又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使他们承担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但人类中心论所说的保护生态环境，不是保护生态系统本身，而是保护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自然条件，追求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使用价值的追求，而是为了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在追求利润动机的支配下，资本的扩展必然造成生态危机。可以说，虽然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两种生态思潮对于反思人类实践的消极后果具有价值，但它们都缺乏人民维度和人类维度，在价值立场上属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学。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为基础，坚持科学方法论，既超越了西方生态思潮，又实现了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形成了“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等原创性概念，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发展到了最新阶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情怀，始终秉承维系子孙后代生存根基的人类情怀，辩证地处理了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要求树立合理协调生态利益矛盾的“环境正义”价值取向，建立严格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强生态文化和生态道德价值观建设，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只有一个人类地球家园出发，要求根据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责任和国家发展的现实，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环境正义原则，厘清不同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责任和义务，把发展中国家通过绿色低碳发展消除贫困和推进全球生态治理、推进全球共同繁荣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经验研究”（22AZD09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

　　审核：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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