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联合国迎来成立8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其80年历程，记录了人类追求共同治理的不懈探索，逐步形成了一套内涵丰富的“知行体系”，这既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雄心的多边主义思想结晶，也是一场持续的全球治理实践。这一体系在二战后遏制大国军事冲突、维系国际社会罕见的“长和平”方面，发挥了绝无仅有且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进入后冷战时代以来，联合国多边主义知行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前全球性问题日益复杂，国际社会陷入地缘政治加剧、国际秩序分崩离析的境地，进而导致全球治理制度供给不足与共识缺失的多重困境。因此，推行已久的联合国改革尤其是以多边主义为支撑的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已超越技术性调整范畴，成为检验人类能否通过理性合作实现自我救赎的关键考验。

　　联合国多边主义

　　知行体系的系统危机

　　联合国多边主义机制，堪称人类制度文明史上一个宏大的社会工程。它超越了历史上无数空泛的全球治理构想，将“大国一致”原则嵌入集体安全框架，以《联合国宪章》赋予其法理权威。冷战期间，尽管受到两极格局的强力挤压，联合国依然在斡旋局部冲突、推动非殖民化进程、构建国际人权规范等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其维和行动甚至成为“蓝色希望”的象征。

　　然而，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的剧烈变动使这一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坍塌”风险。在理念层面，多边主义精神日益空心化。单边主义与强权政治强势回潮，大国共识沦为稀缺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屡屡被西方大国滥用，使集体安全机制形同虚设。在现实层面，全球性挑战的复杂性与烈度远超设计者的想象。气候变化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恐怖主义呈现全球化与碎片化交织之势，传染病大流行瞬间击穿国家边界，数字鸿沟与人工智能治理则带来全新伦理困境。联合国现有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在资源、授权与执行力上的捉襟见肘，暴露了应对能力的结构性缺陷。理解当前联合国多边主义困境的深度与广度，需要将其置于更为宏大的历史周期视野下审视。根据“大周期”理论，历史往往由相互叠加、彼此强化的长期周期所驱动，当多个关键周期同时进入下行或转折阶段时，小麻烦就会汇聚演变成系统性大危机。它并非单一领域的危机，而是旧有国际秩序难以承载多重历史周期转折压力的集中体现，深刻解释了为何全球性问题空前复杂、大国共识空前稀缺、制度失灵空前凸显。

　　有学者称，当前联合国的多边主义体系处于“至暗时刻”，国际上的多边合作已经降到了40年以来的最低。联合国面临的更深层危机在于其合法性基础的动摇。联合国大会“一国一票”形式在彰显主权平等的同时，安理会的架构却固化了二战后的权力分配，致使“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的现实无法在决策核心中得到充分反映。这种代表性赤字与程序合法性的张力不断侵蚀其权威基础。联合国多边主义体系正经历着从“不可或缺”到“不堪重负”、从“权威象征”到“脆弱象征”的阵痛演变。

　　重塑联合国多边主义

　　知行体系的共同体意识

　　当前国际社会提出的联合国改革方案折射出不同治理理念的碰撞，却普遍存在实践盲区，未能有效弥合“知”与“行”的鸿沟。某些西方国家倡导的排他性集团模式，以价值观划线分割国际社会。这种方案在认识论上将复杂文明关系简单二元化，在方法论上以小集团替代多边机制，结果就是非但不能强化全球治理，反而可能制造新对立。历史经验表明，国际制度的生命力不在于理念的纯粹，而在于能否容纳多元利益。

　　部分国家推动的决策机构扩容方案，则陷入技术性改革的误区。该方案预设“增加席位即能提升代表性”的逻辑，却忽视了决策机制的本质矛盾。当决策主体扩大导致协商成本激增，当否决权体系引发决策僵局，改革反而可能削弱行动效能。其根本局限在于未能解答制度设计的核心命题——如何在主权平等与决策效率之间寻求平衡？这本质上是一个“行”的层面的操作性难题。

　　相比之下，学术界构想的“超国家治理”方案展现出理想主义的治理愿景。但此类方案面临实施路径的根本质疑，需警惕脱离现实土壤的制度设计终将难以生根，即“知”与“行”严重脱节。

　　改革方案的集体困境映射出全球治理知行合一的根本矛盾：既要超越主权国家体系的局限，又无法回避其现实存在；既需回应人类共同命运呼唤，又难以克服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它们普遍未能触及联合国体系“知行断裂”的根源——全球权力格局的深刻变迁与治理机制严重滞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亟须寻找兼顾理想与现实的新路径。当前面临的困境本质上是全球治理知行体系与时代发展脱节的表现。振兴之路需要超越简单修补或激进替代，开启深层次文明对话——在相互理解中凝聚“知”，在民主协商中重建“行”，在共同行动中培育“知行合一”的共同体意识。

　　重振联合国多边主义

　　知行体系的中国方案

　　面对联合国多边主义知行体系的深刻困境，国际社会期待主要大国展现建设性担当。中国作为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持续贡献者，始终致力于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中国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参与度与能见度提升不仅是国家发展的体现，更蕴含着对“世界怎么了，中国怎么办”的时代命题的回应。

　　中国推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体系更新迭代的努力，根本宗旨在于完善、革新而非颠覆现行的国际体系，目标是助力联合国及整个国际体系克服当前困境，增强其应对复杂挑战的权威性、代表性与行动力，使之能够更好地履行其神圣使命。因此，中国应积极贡献智慧，提出建设性的思路和实践探索，重振联合国多边主义知行体系。

　　在“知”的层面，中国方案可着重贡献以下理念创新：一是提出“和合善治”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理念。“和合”植根于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哲学传统，强调尊重文明多样性，通过平等对话化解分歧，核心是超越对抗思维，构建包容性协商机制。“善治”则着眼于治理质量提升，追求过程民主、结果公平、效能优化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提供新思路。二是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新思路。跳出“安全—发展”二元对立的传统框架，将发展视为安全的基石，主张通过共同繁荣消除冲突根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实践表明，经济融合能有效降低区域安全风险。三是主张促进“人的共生与文明互鉴”。强调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倡导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平等对话、彼此借鉴、共同进步，超越文明冲突论，将文明差异转化为深化合作的宝贵资源。

　　在“行”的层面，中国方案可聚焦以下实践路径探索：一是推动决策机制创新，平衡效率与公平。可探索改革安理会等核心机构的代表性机制，例如，在小范围或特定议题领域尝试建立灵活、透明的轮值主导或议题牵头机制，在维护大国协调必要性的同时增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有效参与。二是构建多边技术伦理治理框架，应对新兴挑战。针对人工智能等颠覆性技术带来的治理真空与伦理困境，积极倡导并参与构建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技术伦理治理规则与机构，确保技术发展符合人类共同利益。三是探索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权力分配新模式。特别是在国际金融治理领域，可推动重构投票权与份额分配方案，使其更兼顾成员国的经济贡献、发展需求与代表性，为全球治理体系奠定更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