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等政策要求，“重塑乡村美学空间：中国艺术乡建的理论建构与案例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25年6月29日在河北美术学院举办。本次会议旨在系统梳理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理论框架，总结各地实践案例经验，探索乡村美学价值提升与可持续发展路径，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和人居环境改善提供学术支撑与实践参考。

　　本次研讨会汇聚了来自全国知名高校及学术机构的60余位知名学者与实践专家，围绕艺术乡建的理论创新、实践路径与范式转型展开深度对话，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高水平的学术支持与前沿思考。其中，6位艺术乡建领域的学者围绕“理论建构”展开主旨演讲，18位艺术乡建实践代表在分论坛分享了不同地域的创新案例，共同构建了一场跨学科、多视角的思想交流平台。

　　开幕式由河北美术学院常务副校长张建敏主持。会议强调，艺术乡建已从“美学实践”升华为“国家战略课题”，成为落实党的二十大“文化振兴”要求的关键路径。河北美术学院执行校长甄墨以学校的办学理念为出发点，展示了学校在推进乡村美学研究与实践方面的责任与担当，深入阐释了艺术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中的时代使命。《美术》杂志社社长冀鹏程从学术媒体的视角，剖析了艺术乡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强调艺术介入乡村建设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是促进乡村现代化发展的一条关键途径。中宣部城乡统筹发展研究中心咨询委员会主任王留根从国家战略高度，阐释了艺术乡建在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并分享了河北省在乡村振兴方面的宝贵经验。

　　在主旨演讲环节，学者们从政策、理论、实践等多重维度深入探讨了艺术乡建的学理逻辑与发展方向。文化和旅游部原副部长项兆伦强调应用“文化传统的整体观”理解非遗，指出非遗是物质与非物质、有形与无形要素的有机统一，呼吁尊重文化传统的整体性，以推动非遗在当代的可持续发展。教育部高等学校设计学类教指委秘书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赵超深入探讨了国家“文化科技融合战略”中的中国风格文化创意智能产品设计技术的集成与应用示范，剖析了城乡要素流动中的美学重构机制。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唐建立足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事理—学理—艺理”三维理论框架，构建了建筑遗产活态保护的理论框架。郑州大学美术学院院长王晓予以河南修武县大南坡村为例，详细解读了“1355”艺术乡建模式，生动诠释了艺术赋能县域经济发展的创新路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色音聚焦珠海会同古村，剖析了“艺术乡建与社区营造”的双轮驱动模式，探讨了多民族语境下艺术乡建的实践路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杨弋枢深入剖析了影像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新路径，提出通过影像实践激活乡村文化记忆、重构空间诗学的可能性。

　　学者们的深度分享构筑了一个跨学科、多维度的学术交流平台，涵盖了从文化迁移至生态智慧、从社区建设到品牌塑造的广泛议题，为乡村振兴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角。本次研讨会是艺术乡建领域的一次重要学术盛会，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智力支持，也为艺术与乡村的深度融合指明了方向。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艺术乡建既是文化的传承，更是未来的创造。未来，艺术将继续作为文化振兴的重要载体，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研讨会分论坛聚焦“艺术乡建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与方法”“艺术乡建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艺术乡建研究范式转型”三大核心议题，与会专家借助批判性思维和建设性对话，探讨如何进一步促进艺术乡建学术共同体的发展。

　　（执笔人：河北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陈利伟、孙文琰）

　　从空间改造到文化激活：艺术乡建的实践逻辑与学理突破

　　2025年《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十项重点工作》明确提出“实施‘文艺赋美乡村’行动，深入挖掘乡村文化资源”，这标志政策重心从“空间改造”转向文化内生激活；同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要求“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推动艺术乡建从“环境美化”向“文化价值重构”升级。在此背景下，艺术乡建作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然而，当前的艺术乡建实践面临诸多困境，如村民参与积极性不高、乡土文化挖掘不足、项目可持续性差等问题，制约了艺术乡建的深入发展。为了突破这些困境，构建科学合理的艺术乡建理论体系，“重塑乡村美学空间：中国艺术乡建的理论建构与案例研究”学术研讨会应运而生。

　　本次研讨会主旨论坛由河北美术学院设计学院书记、院长董小龙主持，邀请6位跨学科领域的知名学者，从政策、理论、实践等多重维度深入探讨了艺术乡建的学理逻辑与发展方向。其核心目标旨在聚焦艺术乡建的理论建构与案例研究，通过专家学者的深入探讨和交流，为艺术乡建实践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艺术乡建一线的实践者齐聚一堂，共同围绕艺术乡建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展开研讨。这些专家涵盖了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他们的参与为会议带来了多元的视角和丰富的经验，为推动艺术乡建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艺术乡建的研究脉络与核心议题

　　早期研究以西方空间理论为核心框架，其中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奠定了分析基础，该理论强调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艺术介入乡村的本质是通过物理环境改造和重构社区权力结构与互动模式。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是艺术乡建的实践典范，栗宪庭通过对该案例的长期追踪，验证了艺术对乡村空间从“生产载体”向“文化场域”的转化功能，提出艺术家与村民的协作过程本身就是社会关系重构的重要媒介。

　　与会学者认为，随着艺术乡建实践的深入，理论研究逐渐转向本土化建构。渠岩从实践经验出发提出，艺术乡建的内在机理体现为“文化自觉驱动传统传承、生态智慧驱动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驱动多元协同”三重逻辑，为理解艺术乡建的系统性价值提供了分析框架。他强调，艺术乡建需扎根地方脉络，通过唤醒村民对自身文化的自觉认同，将生态智慧融入乡村规划，并在艺术家、村民、政府等多元主体的公平协作中，实现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避免单一资本介入导致的文化消解现象。这一理论框架凸显了艺术作为连接传统与现代、平衡各方利益的媒介价值，推动艺术乡建从碎片化实践走向系统化、学科化建设新阶段。

　　艺术乡建实践历经“空间美化—文化赋能—系统振兴”的三阶演进。然而，目前艺术乡建实践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部分项目存在同质化现象，缺乏独特的创意和特色，难以吸引游客。另一方面，一些项目的可持续性不足，在项目建设初期投入较大，但后期运营和管理不善，导致项目难以持续发展。对此，学术界提出需构建“在地性文化解码—多元主体协同—动态评估反馈”的闭环机制，推动实践从“项目化干预”向“系统性振兴”转型。

　　从空间实践到文化激活的多维探索

　　空间改造的实践逻辑。在艺术乡建的空间改造中，“最小干预”与“本土材料活化”成为重要的空间微更新原则。“最小干预”强调以最少的改动实现乡村空间的优化，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风貌和历史记忆。“本土材料活化”则是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的材料资源，赋予其新的功能和价值。

　　论坛中，多位学者提到浙江松阳的“老屋复兴计划”。浙江松阳的“老屋复兴计划”是“最小干预”原则的典型案例。该计划对废弃老屋进行修复和改造时，尽量保留了老屋的原有结构和外观，只对内部进行了必要的功能更新。例如，将一些废弃的老屋改造成民宿、咖啡馆等，既保留了乡村的历史韵味，又满足了现代旅游的需求。在改造过程中，采用了废弃建筑功能迭代的手法，让老屋重新焕发生机。

　　贵州茅贡的“地扪粮仓艺术中心”则充分体现了“本土材料活化”原则。该项目利用当地废弃的粮仓进行改造，大量使用了当地的木材、竹子等材料，通过巧妙的设计和加工，使这些材料焕发出新的魅力。同时，将传统的粮仓与现代艺术相结合，在景观节点设置艺术装置，在粮仓顶部安装大型的艺术雕塑，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

　　这些空间改造实践不仅改善了乡村的居住环境和旅游条件，还传承和弘扬了乡村的传统文化。通过空间微更新，让乡村在保留原有特色的基础上，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文化激活的路径创新。非遗空间化是文化激活的重要路径之一。文化和旅游部原副部长项兆伦系统提出“文化传统的整体观”，指出非遗的本质是“文化传统的整体”，包含物质与非物质要素。例如，福建土楼仪式空间活化，通过对土楼内部空间的重新规划和利用，将传统的土楼仪式与现代旅游相结合，让游客能够亲身体验土楼文化的魅力。云南元阳的墙面彩绘则是将当地的民族文化以彩绘的形式呈现在建筑墙面上，不仅美化了乡村环境，还传播了民族文化。社区营造也是文化激活的关键环节。珠海会同村的“创美庭院”项目，通过引导村民参与庭院改造，打造具有特色的乡村景观和文化空间。大南坡的“1355”美学路径，以美学经济为核心，从空间营造、文化挖掘、产业培育等多个方面入手，推动乡村的全面发展。

　　在文化激活过程中，代际审美差异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例如，徽州古民居在改造卫浴设施时，就引发了一些争议。年轻一代更注重生活的便利性和舒适性，而老一辈则更希望保留古民居的原有风貌。因此，在文化激活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不同年龄段的审美需求，找到平衡点。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扬戈枢探讨了影像实践与乡村生态的有机融合，为艺术乡建提供了兼具美学价值与社会意义的创新视角。

　　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院长唐建与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色音认为，文化激活需通过“体验—感知—实践”机制实现。此激活机制是文化激活的核心。游客通过亲身体验乡村文化活动，感知乡村文化的魅力，进而参与到乡村文化的实践中，如参与传统手工艺制作、民俗活动等。这种机制能够让游客更加深入地了解乡村文化，同时也促进了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多元主体的协同机制。唐建认为，在艺术乡建实践中，“政府—企业—村民”三角模型是一种常见的协同机制。政府在政策制定、资金支持等方面发挥着引导作用；企业则提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村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他们的参与和支持是项目成功的关键。“设计师—社区营造师”角色转化也在艺术乡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设计师不仅要关注乡村空间的设计，还要深入了解乡村文化和村民需求，承担起社区营造师的角色，引导村民参与乡村建设。

　　数字化工具的应用为多元主体的协同提供了便利。例如，“云村志”可以记录乡村的历史文化和发展变迁，让更多的人了解乡村；“VR远程投票”则可以让村民在外地也能参与乡村事务的决策。大南坡的“联合管理委员会”是多元主体协同的成功案例。该委员会由政府、企业和村民代表共同组成，负责大南坡的日常管理和运营。通过这种协同机制，大南坡实现了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合理利用，推动了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理论范式与评估体系的创新

　　理论范式的本土化重构。与会学者认为，在艺术乡建的学理探索中，理论范式的本土化重构是关键的突破点。“制度—经济—社会—技术”复合空间模型是列斐伏尔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制度因素在乡村发展中起着引导和规范的作用，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够为乡村建设提供政策支持和保障；经济因素是乡村发展的动力，通过产业培育，能够提高乡村经济发展的水平；社会因素关注乡村社区的凝聚力和社会关系，良好的社会环境有助于促进乡村的和谐发展；技术因素则为乡村建设提供了创新的手段和方法，如数字化技术、生态技术等的应用。山水美学的当代转译也是理论范式本土化重构的重要方面。中国传统的山水美学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审美观念，如“三远法”构图，通过高远、深远、平远的视角，展现出山水的雄浑、深邃和辽阔。在当代乡村建设中，可以将“三远法”构图应用于生态廊道规划，营造具有层次感和美感的乡村生态空间。

　　重庆山居村落的“画意入村”实践就是理论范式本土化重构的典型案例。该实践将传统的山水美学与现代乡村建设相结合，通过对村落的空间布局、景观设计等方面进行优化，使村落呈现如诗如画的意境。同时，运用“制度—经济—社会—技术”复合空间模型，从多个维度推动村落的发展，实现了乡村的生态美、生产美和生活美。

　　科学的评估体系对于艺术乡建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四维评估体系”从生态韧性、经济可持续、技术适配度、文化活性四个维度对乡村建设项目进行全面评估。与传统评估相比，数字技术在评估体系中的应用使得评估更加准确和高效。例如，通过遥感影像和地面传感器的双重验证，可以实时监测乡村的生态环境、土地利用等情况，为评估提供更加客观的数据支持。科学的评估体系能够为艺术乡建项目的决策和管理提供有力的依据，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与挑战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艺术乡建项目的可持续运营需要建立合理的收益模式。“政府补贴+艺术IP 变现+村民分红”的模式为项目的长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政府补贴能够为项目初期的建设和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降低项目的运营风险；艺术IP变现则通过开发具有特色的艺术产品和服务，将艺术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村民分红能够提高村民的参与积极性，让村民真正从项目中受益。

　　大南坡的“非遗体验课程”和“一村一品”品牌化就是这种收益模式的成功实践。“非遗体验课程”将当地的非遗文化与旅游体验相结合，吸引了大量游客参与，不仅传承和弘扬了非遗文化，还为项目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一村一品”品牌化则通过挖掘和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艺术家驻村”项目在艺术乡建实践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部分项目在运营过程中遇到了困境。据统计，约72%的“艺术家驻村”项目存在运营难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例如，在项目初期就明确艺术家的驻村期限和目标，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和评估标准。当项目达到预期目标或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时，能够及时调整或终止项目，避免资源浪费。

　　未来，艺术乡建研究可朝着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整合数字人文技术解析乡村美学空间生成机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赵超深入探讨了国家“文化科技融合战略”的关键部分，他从设计学和设计研究实践的角度，提出了城乡要素流动中的美学重构机制，为文化与技术的融合提供了新机制。同时，针对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性，需建立“政策试点—实践反馈—理论修正”的迭代机制，将《乡村美学建设指南》的政策要求转化为可量化的空间设计参数。未来艺术乡建的发展，终将回归“人的振兴”本质——通过空间重塑激活文化认同，通过主体协同凝聚社区共识，通过制度创新保障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乡村从“景观美化”到“全面振兴”的深层跨越。

　　与会学者认为，在艺术乡建过程中，还要警惕“文化殖民”风险。一些外来文化可能会对本土文化造成冲击，导致本土文化的主体性丧失。因此，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和保护本土文化，挖掘和弘扬本土文化的特色和价值。同时“设计师霸权”现象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部分设计师在项目中过于强调个人的设计理念，忽视了村民的需求和意见。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需要明确艺术家的职能边界，让艺术家成为乡村建设的引导者和协助者，而不是主导者。

　　面对这些风险应鼓励村民积极参与项目的规划和实施，通过与村民沟通和合作，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意见，让项目更加符合村民的利益；建立乡村文化档案，记录乡村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为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依据；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环境、文化特色和村民的生活习惯，让设计更加贴近乡村实际；搭建跨代对话平台，促进不同年龄段村民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了解他们的审美需求和价值观念，找到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平衡点。

　　本次研讨会达成诸多共识。艺术乡建需兼顾空间改造与文化激活，空间改造以“最小干预”“本土材料活化”等原则优化乡村风貌，文化激活通过非遗空间化、社区营造等路径传承和发展乡村文化。多元主体协同是关键，“政府—企业—村民”三角模型及“设计师—社区营造师”角色转化有助于推动项目实施。

　　（执笔人：河北美术学院设计学院董小龙、吴霞）

　　艺术介入与生态智慧：乡村振兴的多维实践与理论创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艺术介入与生态智慧的融合正成为破解乡村发展瓶颈、重构乡村可持续发展体系的创新路径。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21—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亦强调“促进文化资源与生态要素的创造性转化”，二者共同构成了艺术与生态协同发展的政策支撑。在此语境下，本次会议分论坛一以“艺术乡建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与方法”为主题，集中探讨了艺术与乡村发展的深度融合，6位专家围绕生态智慧、审美变革、设计实践、多元主体协同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当前，中国乡村建设已从单一的经济扶持转向文化、生态、产业的系统性振兴，而艺术与生态技术的融合为这一转型提供了创新路径。而北京林业大学郑曦教授团队研发的乡村生态景观绩效评价体系，将自然适应性与人文可持续性纳入技术框架，体现了生态智慧对乡土实践的科学引导作用。这两种路径看似独立，却在“以人为本”的乡村可持续发展目标上高度契合，共同推动着乡村从“景观美化”到“生命系统”的深层重构。

　　艺术介入乡建的多元路径与实践模式

　　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已从早期的墙绘装饰、公共艺术装置等视觉层面，逐步深化为涵盖空间生产、文化传承、经济激活的系统性实践。艺术介入乡村在实践中呈现多维路径，形成从符号转译、空间活化到仪式复兴的立体模式。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院长马辉团队在黑龙江黑河新城乡的鄂伦春族村落改造中，系统提炼狩猎文化符号，通过简化图形与现代材料实现民族元素的当代转译，并以低成本钢结构建造景观装置，兼顾抗冻需求与文化表达。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张青萍分享的三类案例颇具实验性：装饰装置类强调公众参与；民宿类以抽象手法呼应乡土肌理；公共建筑类则成为历史记忆的载体。《民间文化论坛》杂志社主编冯莉的云南白地村案例凸显“仪式即艺术”的深度介入。东巴文化学校将经文诵读、祭天仪式转化为活态传承场景，使村民从“文化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发言者”，并通过木雕、纸画等文创产品实现文化资本转化。北京大学博士后张国林在黄山徽州的实践则探索“艺术场景赋能经济”：稻田木屋平台嫁接音乐会、婚纱摄影等消费场景，同时为村民提供咖啡创业空间，形成“生态景观—艺术体验—生计提升”的链条。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郑昌辉批判性地提出，艺术介入需警惕“飞地化开发”，其河北空心村改造以“半社会化”模式组织本地工匠，保护圣石等文化神性载体，确保运营20年后资产归还村民集体。郑曦教授补充的明代《黄雀堂图》分析进一步揭示，艺术始终在记录“自然—人居”互动，为当代乡建提供历史范式。此类实践超越了表层的审美改造，在地缘文化、集体记忆、产业资源之间建立了创造性联结。

　　生态智慧引导下的乡村景观技术革新

　　乡村生态景观营造的科学化与地域性表达，是破解“千村一面”困境的关键。传统生态智慧在应对气候变化与资源约束中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并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现代转译。郑曦深入剖析浙江金华白沙溪36堰世界遗产：通过沟渠、水塘排蓄系统整合生活用水、灌溉与防洪功能，形成“治理—生产—景观”复合范式。其揭示的“地形适配、材料本土、系统多级”原则在北京门头沟防洪工程中得到再次验证——20世纪50年代以石材与小米汤黏合剂筑造的南沙坝，在2023年暴雨中仍有效防灾，而未经治理的村落则严重受损。张国林将乡村观察转化为可量化技术：在邯郸园博园项目中，依山建造梯田式净化系统处理生活污水；三峡库区通过物理模型装置解决脐橙种植污染迁移问题，体现“景观作为生态技术”的革新。马辉主张“低技策略”：在东北景区设计中采用就地石材与白桦仿钢结构，减少维护成本；透水混凝土广场避免篝火污染，印证“适用技术优于高技术”的乡建逻辑。郑昌辉在太行山项目创新“虚值空间”设计，保留土地庙石材基座，以现代语言重构神圣性，实现信仰保护与政策合规的平衡。冯莉强调生态智慧的文化根基——白地村民对白水台圣水的敬畏，约束着开发边界，使旅游节与祭祀仪式得以共生。张青萍教授分享的浙江安吉图书馆案例，则以大面积玻璃界面消融建筑与自然的界限，呼应生态融合理念。这种“科技赋能遗产”的思路在苏州水网演变研究和金华村落理水智慧挖掘中得到进一步拓展，揭示了自然系统与人工干预的动态平衡关系——“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的辩证统一。

　　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机制与现实挑战

　　艺术与生态技术介入乡村的成功，本质上依赖于多元主体的有效协同。郑昌辉提出的“多元主体共筑”框架强调，艺术家、村民、政府与高校需形成“价值共识—资源整合—成果共享”的闭环。在中国农业大学“崇农尚美”课程中，这一理念具象化为“高校主导—村民共建—非遗传承人参与”的模式：学生团队在河南竞赛中获奖的4项设计方案，均包含对村民美育培训和手工艺合作社的规划，使艺术设计从单向输出转向能力共建。

　　然而，协同过程中仍存在多重张力。一为权力博弈，资本过度介入可能导致村民话语权旁落，如部分艺术节庆项目因商业开发弱化了傣锦的宗教象征意义；二为文化误读，城市审美对乡土符号的挪用，造成“傣族风情”表演化；三为技术脱节：参数化设计工具在老年工匠中的接受度较低，需通过“虚拟仿真+师徒制”实现代际传递。冯莉的白地村案例展示出文化主体性的觉醒：东巴从“民间祭司”转型为文化发言人，主导传习馆章程制定，通过民主议事团结村民，避免非遗沦为表演性商品。郑昌辉通过基因图谱解码某千年古村，揭示人口结构变迁（原住民/周边居民/外来群体）导致风貌异质化。其研究指出：普通景观由本地人建设，而优质资源常被外来资本以“本地所有—外来经营”模式掌控，需通过利益分配公平性、审美偏好协调性、地方认同共享性三维机制破解矛盾。

　　要破解这些难题，需建立制度化协商平台。龙陵县红色村庄项目的成功经验在于：大连理工大学团队与县政府签订长期协议，通过“智库服务—人才培训—品牌共建”绑定各方利益。而帕连村的“织锦之家”则证明，当白兴秀等村民成为技艺传承的核心主体时，文化内核才能真正延续。

　　迈向智慧与人文并重的乡村未来

　　艺术介入与生态智慧作为乡村振兴的“双轨”，已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展现出强大的融合潜力。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应聚焦三个维度。一为技术人文主义导向，参数化设计、数字孪生等新技术需与传统生态智慧（如理水营田、本土材料应用）深度结合，避免“高科技低人文”陷阱。张青萍教授的园林遗产数字化和郑曦教授的景观绩效模型，应延伸至村民可操作的简易工具。二为文化主权保障，建立“村民—艺术家—政府”三方认证机制，确保织锦、木雕等非遗技艺在商业化中保持符号真实性，如剑川县对木雕纹样的版权登记。三为制度创新，借鉴中国农业大学“艺术乡建”课程与黄河非遗大赛经验，推动高校学分制与乡村项目绑定，使青年人才真正“沉入”乡土。

　　云南帕连村夜晚点亮的诗句灯箱，不仅照亮了傣族村落的石板路，更象征着艺术与生态智慧共同照亮的乡村振兴之路。当村民杨正斌在自家民宿墙上描绘田埂风光时，当白兴秀的织梭在傣锦上复现古老图腾时，乡村不再是文化消费的客体，而成为主体性生长的生命场域。这或许正是张国林“田埂上的艺术”实验室与冯莉“白地村审美变革”研究的共同指向——在科技与艺术的交汇处，重新发现乡土中国的精神根脉与未来可能。

　　（执笔人：河北美术学院常务副校长张建敏、设计学院范利君）

　　从“介入”到“共生”：艺术乡建理论重构与典型案例解析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实践形态从早期的单点式项目植入，逐渐转向系统性、内生性的协同发展，但早期实践多聚焦于视觉美化与文化符号移植，暴露出“外部赋能与在地需求脱节”“短期项目与长效治理割裂”等理论局限。2025年《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十项重点工作》提出“文艺赋美乡村”行动，强调“内生驱动”与“文旅融合”，推动学术界对艺术乡建的理论基础进行反思——既有理论框架难以解释多元主体协同机制、文化主体性建构等新命题，亟需从“工具理性”向“共生理性”转型。

　　在此背景下，本次会议分论坛二“艺术乡建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汇聚跨学科视角，围绕艺术乡建的理论重构与实践转型展开深入探讨。发言学者分别从产教融合、城乡美育、老龄化应对、现存问题反思等维度，分享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本文主要对艺术乡建的理论基础、实践模式与创新路径进行系统梳理，同时分析国内外典型案例，并结合会议论点探讨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多元可能性及其面临的挑战。

　　艺术乡建的理论基础

　　在乡村语境下，艺术介入理论体现为三个实践方向：首先是对公共空间的活化利用；其次是重构村民与环境的互动模式；最后是强化地域文化认同。国内学者渠岩提出的“艺术推动乡土重建”理论提出，创作应当作为媒介而非目标，通过在地性实践激发乡村文化自觉。在会议研讨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安丽哲表示“许村计划”作为艺术家自发型艺术乡建的典范，通过艺术家与村民的紧密合作，不仅美化了乡村环境，还激发了村民的文化自豪感和参与热情。学者认为，文化生态学为艺术乡建提供了系统性的思维框架，将乡村视为一个有机的文化生态系统。

　　在会议研讨中，鲁迅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席田鹿依据文化生态学理论，进一步延伸了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实践维度。研究创新性地从应对老龄化的视角出发，提出“生态—生产—生活”协同框架，这种基于文化生态学理论的创新模式，既能实现文化活态传承，又能构建具有韧性的乡村文化生态系统，为应对老龄化提供了可持续方案。

　　艺术乡建的实践模式创新

　　艺术激活传统村落：大连民族大学“庙岭村”和“海鲜岛”案例。

　　大连民族大学设计学院教授金华提出的产学研融合模式为艺术激活传统村落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方案。她以大连民族大学设计学院在庙岭村和海鲜岛的实践为案例，介绍了艺术介入如何通过系统性规划、本土化设计和文化创意研发来振兴传统村落。这种模式以科研支撑文化传承，以教学培育创新力量，以实践解决实际问题，形成了艺术介入传统村落的可持续路径。这与山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系主任刘昂所展示的地域文化在艺术乡建中的独特价值在理论侧重上不谋而合。

　　艺术带动产业转型：四川美术学院“羊磴艺术合作社”案例。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屈波以四川美术学院羊磴艺术合作社的“木元黄桃艺术节”为例，深入阐释了艺术带动乡村产业转型的创新实践。该项目通过艺术赋能农产品的全链条介入，为传统农业注入创新活力。该项目不仅实现了黄桃销售额的突破，更创新性地推出“认领黄桃树”计划，构建起“城乡情感联结+在地产业激活”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成功探索出一条艺术介入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路径。

　　数字艺术的乡村赋能

　　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婺源县于2021年启动的“数字乡建”计划具有开创性意义，其中“元宇宙村落”项目最具创新性。该项目运用区块链技术保护数字艺术版权，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复原历史建筑，采用增强现实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清华大学团队开发的“数字篁岭”平台，让游客通过手机APP与实体村落互动，收集数字藏品并可兑换农产品。这种“虚实共生”的创新模式不仅保存了文化遗产，还培育了新型消费业态。运营数据表明，项目运营首年即吸引23万“数字游客”，为村集体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艺术乡建的创新路径与挑战

　　主体创新方面，发生着深刻变革，由原先艺术家单一主导逐步转向多方协同。政府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整合发挥统筹作用；高校以产学研合作推动在地化实践；企业通过“艺术村长”等模式注入资本与创新思维；村民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文化传承与创作主体；学者则提供理论支撑与反思机制。这种主体关系的重构，通过角色互补形成了“政策—资本—知识—在地智慧”的协同创新网络，为艺术乡建提供了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技术创新领域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AI艺术创作、数字孪生等新兴技术为乡村建设带来全新动力。如四川美术学院AI小镇的AI画像、山西师范大学的三维扫描古建等应用，推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技术不仅作为工具，更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翻译器”，降低了公众参与门槛。

　　当前，艺术乡建主要面临文化适应性、可持续性和评价体系三大挑战。在文化适应性方面，约65%的争议案例源于对地方民俗禁忌的忽视；可持续性方面，调研显示72%的项目因过度依赖政府补贴或外部机构支持，在资源撤出后迅速衰落；评价体系缺失更为突出，仅12%的项目建立了科学评估机制，导致某省复制的20个“壁画村”中75%最终沦为形式主义工程。这些困境深刻反映了当代乡村建设中文化认知偏差、内生动力不足和评估标准缺失等结构性问题。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可系统提出了“三维赋能”解决方案，强调艺术乡建必须实现创意赋能、品牌赋能和数字赋能的有机统一。安丽哲从艺术人类学视角，提出建立“文评”机制评估文化生态影响，通过“新乡民”计划解决年轻人返乡的实际需求，创新“村民工作坊”实现专业性与文化认同的平衡。其核心在于变“输血”为“造血”，通过艺术激活乡村文化自觉，使村民成为真正的文化主体。这种理念为破解形式主义困境提供了实践路径，呼应了当前需要解决的文化适应性和可持续性问题。

　　与会学者围绕“艺术乡建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这一主题，从不同视角探讨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路径。成功案例表明，尊重乡村主体性、注重文化内生性是艺术介入的基本伦理；而技术创新、机制创新则为破解乡村发展难题提供了新工具。未来，应进一步关注：数字时代艺术乡建的新形态；艺术干预的社会影响评估方法；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理论模型。实践层面，需加强政策协同，建立艺术乡建标准体系，推动从“示范点”到“网络化”的格局升级，最终实现艺术与乡村的共生共荣。

　　艺术乡建的本质不仅在于空间改造，更是对乡村文化主体性的深度唤醒。论坛通过学术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为中国乡村振兴提供了兼具美学价值与社会意义的创新方案。会议形成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径。未来，河北美术学院将持续贡献艺术智慧和创新力量，助力书写新时代的乡土中国故事，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向新高度。

　　（执笔人：河北美术学院执行校长甄墨、设计学院郝祖璇）

　　高校赋能与知识生产：艺术乡建的理论重构与实践路径研究

　　乡村建设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高校拥有丰富的学科与人才资源，通过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发挥自身独特的文化与艺术优势，深入田野进行艺术实践，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使乡土文化焕发出坚韧的生命力。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数字技术驱动下，艺术形态发生了范式转型。本次会议分论坛三“艺术乡建研究范式转型”探讨艺术乡建的理论转型与实践突破，推动了艺术乡建从单一实践向多学科交叉、国际化视野的研究范式升级。论坛中色音强调高校在乡村实践中应将实践经验转化为理论成果，防止“千村一面”的现象，并警惕理想化的规划与现实脱节的风险。

　　现实中，在地性艺术实践案例都有学理性的思考，通过高校学理性与乡土灵活性结合，让艺术深入产业逻辑与治理结构，形成知识生产与社会需求深度耦合，体现乡村村民的主体性，激发乡村经济与文化的内生动力，艺术教育和艺术乡建形成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

　　中国美术学院美丽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汪莎提到，研究范式从经验描述走向体系建构，通过科学方法论将分散的实践整合起来，能够真正地为艺术赋能乡村提供可借鉴可操作的理论支撑，能够在艺术家进入乡村的时候减少一些消耗。

　　高校教师以艺术家身份介入艺术乡建

　　高校师生已然成为艺术乡建的主要力量，他们主动下沉艺术资源，通过扎根乡土、艺术介入、艺术性转化，探索乡村现代化建设的新路径，推动乡村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全面振兴。在艺术介入乡建早期，教师主要以个人方式进驻乡村，以艺术家身份参与乡村建设，以艺术创作为主要目的，根据自己的艺术设想和创作理念，在乡村开展艺术实践活动，主要依靠的是艺术家的个人情怀，体现出高校教师在历史面前的时代担当。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史忠平介绍了该校副教授靳勒扎根西北、扎根天水、扎根石节子村，以石节子村13户人家为基础，每一户人家就是一个展馆，打造成“石节子美术馆”，村子里面随处可见的都是艺术品，都是他的作品。靳勒老师尊重村民的主体性，与村民平等合作，形成石节子村“生活本身就是艺术，人人都是艺术家”，这个村落里面游客随时都可能与各种艺术偶遇，现在这个村子里的村民，参与艺术活动也成为一种自觉。挂在空中的自行车，悬崖上画的漩涡等山水符号的表达，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含义，这也是他的一些作品。他还领着村民参加德国卡塞尔文献展，通过艺术展览让乡村走向世界舞台。

　　新时代艺术乡建中的

　　高校参与社会服务的艺术实践

　　经过发展，高校成为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的主体，有组织成体系地支援乡村建设，面向乡村生活和艺术教育，运用社会治理方法广泛参与艺术乡建实践，解决乡村实际问题。艺术面对最广泛、最基层的审美需求，凭借在艺术领域的理论与创作优势，用当地人的文化，挖掘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利用乡村这个大平台，以组织文化艺术活动、与村民共同创作艺术作品、艺术场景营造等，多层次、多方位的艺术形式介入乡村，将乡村资源转化为艺术资源、经济资源，实现艺术与乡村的有效结合，为乡村振兴提供艺术支撑。

　　西安美术学院教授郭继锋提到，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学类专业以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为研究方向，跨媒体、实验艺术将艺术乡建作为推进方向之一，设计学类专业将服务国家重要活动，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应用性研究为研究方向。同样在石节子村，靳勒在艺术实践基础上，探索新的模式，举办全国美术院校大学生公共艺术创作实践活动“乡村密码——中国·石节子村公共艺术创作营”，青年艺术家与村民共同创作了大量公共艺术作品；2018—2023年连续举办了五届“关中忙罢艺术节”，将乡土变为艺术空间，将田野化为展演现场，把传统乡村的生活方式与现代生活美学相结合，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其间，郭继锋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米面油，还有雨水是同等重要的”，非常值得深思。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史忠平提到，西北师范大学正在准备在榆中县河湾村，校地共建集教学、实践、展示于一体专业实践基地，通过基地建设促进大学与乡村的产业融合，开展全媒体矩阵运营、文化墙绘制及地标设计、手绘地图与景观装置、美育活动、开发乡村美育研学课程等项目，助力河湾村发展特色旅游业及文化创意产业。

　　高校自身特色建设

　　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探索

　　任何的艺术实践都不是单一主体的，要保持艺术乡建的可持续发展，要坚持多方合作，建立高校、地方政府与乡村之间需要紧密的协同。在艺术乡建中，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历史人文环境、社会生活环境等，打造不同的建设模式，尊重村民的主体性，注重艺术家与村民之间的合作，形成乡土文化挖掘与创新转化的合力。

　　马来西亚北方大学媒体技术与传播学院副院长Sabrina Mohd Rashid，以旅游岛屿兰卡威为例提出，高校应对农村创业进行有效指导，引导乡村文化发展和产业发展。他提出农村创业活动能够促进地方品牌发展，企业家在农村旅游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中小企业。此外，要鼓励更多主体，共同参与乡村规划，帮助乡村发展。

　　汪莎讲道，美丽中国研究院运用量化研究工具和社会学研究方法，将美丽中国平台化，进行“一库、一图、一数”的实践探索，包括美丽中国艺术实践案例文献库、美丽中国感知地图、美丽中国艺术实践指数发展报告，目前所收集的案例有1043个，采访案例有316人，采访案例人的人数有382人，所形成的文本有971万字。很多生动的案例，用故事性的方式或者展览的方式呈现，激发公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关注和参与。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翔实的数据支持和分析工具，帮助其更好地了解美丽中国建设的实际情况，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为学术研究提供翔实的数据和资源，帮助艺术家了解美丽中国建设中的共性规律与创新模式，推动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

　　艺术乡建的思考与展望

　　把文化艺术融入乡村的发展，运用设计思维重构乡村系统，通过设计介入乡土，激活传统文化和创意，实践设计师的设计使命，唤醒乡土智慧，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实现乡村文化的重塑与乡村社会的重建。

　　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周宇舫提到，无论是在最偏僻最落后的乡村，还是在发展比较好的乡村，乡村建设都存在三个痛点“空间失序，文化断层和生态压力”。作为一名当代乡村建设的参与者、设计师，应避免千村一面，通过设计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实现费孝通先生曾经所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乡村有序发展。周宇舫曾参加过的潜山市万涧村传统村落保护试点项目，该项目在村落治理机制、乡村产业培育、传统文化传承与活化等领域开展了有益探索，在拓宽村民生计、提升乡村组织能力、激活乡村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万涧试点以多专业跨学科协同的方式实施“生态优化、文化传承以及功能复合”三位一体的设计策略。周宇舫提出未来行动倡议：“走向基于数字的乡村设计学”，运用数字化工具，为未来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留有空间储备，数字技术赋能场景，通过数字技术让乡村更多地考虑未来的乡村。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高舒提出，闽南侨乡艺术乡建中的“家”计划，以“家”为纽带，将“走出”和“回归”相连，将侨乡的历史、文化、情感等元素融入乡村建设中，通过艺术重塑独具特色的乡村美学空间，将世界各地的侨乡人凝聚起来，让侨乡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高校要采用艺术实践与长期参与的建设模式，引导广大师生深度参与乡村建设，确保教育实践与乡村场景有机结合。教学实践中，注重传统与现代、艺术与乡村的结合，以知识生产的方式将学理性的理论方法总结出来，将艺术乡建的思考和经验以更加系统和全面的方式总结出来，为中国乡村建设提供扎实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撑。

　　（执笔人：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河北美术学院学科处张立阳，河北美术学院科研处张淼）